《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為國家人權館與春山合作出版選集，由胡淑雯、童偉格兩位小說家主編，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這套作品包含四卷不同主題，在閱讀傑出文學作品的同時，將深入瞭解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如何深深影響臺灣的各個層面。四卷的安排順序有其意義，不只是文選的並置，在各卷的主題下，這些作品彼此呼應，產生關聯，從卷一起首之作郭松棻〈月印〉，到卷四壓卷之作賴香吟〈暮色將至〉，這些作品使我們得見在戒嚴體制逐步生成、強化與轉變的漫長過程中，臺灣跨越數個世代的小說家如何連綴創造力。
文章節錄
曾經，面對白色恐怖，如同面對一座廢墟。廢墟裡有死傷，有監獄，有恐懼，斷垣殘壁裡迴盪著震耳欲聾的沉默，卻也閃爍著微微跳動的光點，只是，那些光點覆滿塵土，很少人伸手去撿。
二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臺灣送走了殖民政權，迎來了新的祖國。但是，這個祖國，就像馬奎斯筆下的「草葉風暴」，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內戰的遺物。他們像一陣暴風刮到這裡，在島嶼的中心扎下根來，尾隨其後的是「枯枝敗葉」。先是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清鄉，再來是戒嚴，白色恐怖，美蘇冷戰與韓戰。「枯枝敗葉冷酷無情。枯枝敗葉臭氣熏天，既有皮膚分泌出的汗臭，又有隱蔽的死亡的氣味。」在這群暴風般襲來的陌生面孔之間，最早與較早的居民反而成為違建般的存有，在自己的故鄉就地流亡。
動員戡亂（一九四八～一九九一）與戒嚴令（一九四九～一九八七，金門馬祖則遲至一九九二年才解除戒嚴），將「戒嚴」這樣的「例外」變成常態，將「臨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無限拖延成半個永恆，將「非常時期」化為「日常」，以殘酷的「律法」（《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炮製政治案件，將威權體制鞏固成國家體質，從而造就了臺灣的「國民體質」。恐懼吞噬心靈。在政權對肉體對反抗對言論與思想的鎮壓中，人民以沉默求得自保，遁入舒適的遺忘，安定向上，明哲保身。四十幾年過去，我們迎來了解嚴，但解嚴超過三十年，戒嚴的遺緒至今依舊，禁錮著這座島嶼。這之中最突出的「國民精神」之一，大概是，「去政治」的政治性格。許多人成為恨政治的人，一講到政治就反感，以「政治很髒」來迴避政治。然而，這種「去政治」的過程，弔詭地，正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過程，是幾十年教化的結果。它的政治效果是，讓人民懵懵懂懂，幾近無知，卻以這樣的無知為常，甚至引以為傲，以為乾淨。於是，開口談論政治的人，拒絕無知的人，往往被視為偏激，可笑，討人厭。白色恐怖不但鎮壓了反抗者與異議者，也將彷彿無關的所謂大眾，調教成某種方便統治的精神與形貌，從而傷害了文學與藝術，傷害了幾代人的創造力。
如此說來，《讓過去成為此刻》這套小說選的出版，或許可以是某種，以虛構抵抗現實的方式，抵抗威權統治的「教化虛構」，讓政權及其暴力的每一場勝利，都變得可疑。思考白色恐怖，如同書寫政治小說，恰恰在拒絕政治（尤其政權）對藝術的傷害。以小說的創造性擾動那些曾經，擾動那段均值，布滿「同一性」，因而空洞化了的時間。向「過去」借道，是我們邁向未來，或許不是唯一，但絕對不枉此行的一種方式。這條路或許比較遠，但是比較美，而小說所能提供的美學經驗，包括認識醜陋，認識惡。
然而，書寫與閱讀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對威權統治的記憶何其空泛，直到今天，民主化超過三十年，我們依舊在澄清與爭論著，威權統治下被槍決與監禁的確切人數。特務，眼線，抓耙子的身分與數量，跟政治案件的數字同樣不明不白。數字是謎。無解的謎足以造就各種扭曲。記憶的扭曲，道德的扭曲，人性的扭曲。於是這套書，某種程度可以被視為，「島嶼的肉體與精神傷殘史」。這是小說此一文類，給人性最獨特的禮物。它為我們留存了那一段，無論有無政治意識，都可以成為匪諜與叛亂犯的生活，「不要亂說話」，「囝仔人有耳無嘴」，彷彿就連夢話也能告了自己的密。沒說出口的思想，心裡的苦悶，房間裡的祕密，夢中的恐懼，也要面對特務的盯梢，與「軍憲警」三合一的戶口檢查。小心日記，小心與某某的合照，小心同事同學與朋友，小心你的抽屜，小心「知情不報」。在強迫告密的「連保連坐」下，在鼓勵告密的獎金制度下，人們在相互猜忌裡相互監視，官僚參與其中，基層公務員參與其中，學校老師也參與其中。就連即將出獄的政治犯，也要簽下這樣的切結書：「保證絕不洩漏案情等一切坐監經過否則願受法律制裁」，借用作家陳列的話，這形同配合政權嚴厲遂行社會控制的權力，協助掩飾加害者的罪行。「假如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心裡會覺得不舒服。假如開口說話，我們又變得可笑。」但文學收容了一切的曲折，與看似中立理性的成見決裂。文學抗拒媚俗，尤其抗拒「黨國」，「信仰」，「主義」，「領袖」施加的心靈獨裁。在黨國威權的媚俗裡，兩蔣的屍體不能下葬，他們的屍身不容腐爛。這對父子被幽禁在黨國神話的教化虛構之中，浸泡於防腐劑的惡臭裡面，活埋在銅像的微笑裡，一日無法步下神壇，就一日無法得到安息。
在解嚴後社會力爆發，本土化與自由化的浪潮下，白色恐怖逐漸受到研究與重視，並且在大眾化的學習熱情裡，出現了各種通俗的面貌，卻也冒著被「新的政治正確」抹除面貌的風險。這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冤，錯，假」與「英雄敘事」的風行。在編選這套小說的過程中，我們捨棄了這一類，略顯理所當然的申冤喊痛之作，過分化約的歷史意識，也繞開了英雄與烈士崇拜，而試圖以美學為尺度，給「內省」較多的空間，讓差異擴增，讓複雜性留存。這套小說無意為昂揚的「主義」服務，不論它是左是右，保守或是進步。不服務於舊的國家神話，也不服務於另一種，與之對反的，新國家想像的建構。小說維持它的叛逆，讓差異︱政治的差異與差異的人性︱復活，這是小說的無用之用。於是，在這套小說選當中，我們可以讀到出賣與背叛，讀到「政治轉向」，讀到「不重要的受難者」所遭遇的生存艱辛，家人的冷待，對信念的疑惑，讀到告密者的自剖，行動者的思想貧困，與思考者的行動軟弱。以及，中共在臺地下黨員的理想與挫折。
最後，讓我改寫小說家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話：文學是公有地，它無法由國家或商業利益完全把持，也不像流行文化那樣，被資本驅動著進行大面積的露天開採，它是由想像力所開展的一方，空曠不羈的空間。書寫是強敘事。閱讀，則是強記憶。頑強地走下去，並非常人所稱許的所謂勇敢，反而，這是一件幸褔的事，即使幸福裡布滿蹣跚。
在蹣跚的幸福裡，有班雅明的新天使守護著我們。祂抵擋著一切裹脅著逼祂背向過去，面朝未來的風暴，凝視著歷史災難的廢墟，明智而堅強地，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以倒退的姿態，向未來邁進。
—本文摘自胡淑雯編序〈倒退著走入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