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人命的選擇 歐洲千年疾病的歷史宿命

義大利2月下旬爆發武漢肺炎境內感染後，很快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短短不到一個月，這波病毒風暴已席捲整個歐陸。很多人感到驚訝，文化悠久、醫療進步的歐洲國家，為何竟會對病毒如此不設防？其中一項主流說法認為歐洲「缺乏經驗」，不像台灣曾經歷過SARS慘痛教訓，才會掉以輕心。

誠然，從這次各國政府的防疫宣導來看，歐洲多數國家似乎對應付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相當陌生，防疫觀念與亞洲國家有很大落差。義大利衛福部一開始的文宣，特別強調「僅有病人須戴口罩」，義大利民防部發給第一線護士、急救員的口罩，竟是一扯就破的混織材質，不是合格的醫療口罩，引起醫界憤怒抗議。

但若說歐洲對疫情缺乏經驗也不精確，因為這塊古老大陸對「瘟疫」再熟悉也不過了。義大利從兩千年前古羅馬帝國時期開始就是歐洲交通貿易中心，當時往來繁忙的商船或出征軍隊，已有數次帶回瘟疫傳播的紀錄。

現在英文使用的「隔離」（Quarantine）一字也源自義大利語，意指40天。在中世紀時，歐洲雖還不認識病毒概念，已知道瘟疫靠接觸傳染，因此外來商船、貨物應隔離30到40天。

14世紀時重創全歐的黑死病，是博物館內不少中世紀畫作的主題，畫作通常以晦暗色調，寫實刻畫廣場上成堆的死屍。在時隔700年後的今天，看來依舊怵目驚心，對照當下北義重災區必須出動軍隊運屍的悲傷畫面，更有種時空交錯的既視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歐洲對抗瘟疫的經驗，在疫情爆發初期，反而成為說服群眾放鬆的理由。米蘭市長在疫情開始時曾援引歷史，強調米蘭已克服過更多磨難，無需害怕武漢肺炎這種「重感冒」。

在疫情加劇後，米蘭市長和許多政治人物都承認自己誤判，不過義大利對抗瘟疫的歷史還是一再被援引，成為帶給民眾心靈慰藉的盼望。

例如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3月中旬以徒步朝聖方式，獨自前往羅馬市中心，向傳說曾行神蹟拯救羅馬脫離瘟疫的十字架禱告。

歐洲多數國家皆信仰天主教，梵蒂岡位在義大利首都羅馬，天主教精神對義大利政治、社會、文化的影響更是無所不在，其中最強烈的信念是人本價值。

因為高度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權利，衍生的「個人主義」對防疫恐怕有些負面效應，故新聞上常看到崩潰的市長，怒罵追趕不遵守隔離禁令的部分市民。

但天主教精神的內化，也讓義大利即使在疫情最慘烈的情況下，還是努力保障每個人的自由與人權。因此雖然中國近來積極向歐洲輸出「中國抗疫模式」，提供醫療團、呼吸器、口罩的一條鞭支援，往往還是橘逾淮為枳，成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樣貌。

以封城為例，義大利政府雖不得不下達關店、禁足等各項限制性措施，義國總理孔蒂還是在媒體專訪中聲明，限制人身自由必須符合比例原則，「我們不在中國」。

義大利規定監獄囚犯暫時禁止會見親人，加上囚犯擔心獄中集體感染，引發全義監獄大暴動，呼籲政府提前假釋輕刑犯。同樣事件在中國發生是不可想像的，一旦爆發將是血流成河的鎮壓。

中國調度大批醫護團隊到武漢支援時，官方媒體用出征的逆行者來歌頌這些勇敢醫護，但其中許多女醫生被剃光頭落淚的畫面，在社群網路上引發爭議。

相對北義重災的倫巴底大區急缺醫療人員，義大利政府幾次公開徵求醫護，開出名額300位，報名者都是數千位。這些低調前往前線的義大利醫護，有些女醫生默默剪掉了長髮，有些超過一個月無法跟孩子親密接觸，但義大利不會幫他們辦敲鑼打鼓的壯烈送行，也沒有文宣式的集體斷髮儀式。

中國武漢封城的居民，在被政府壓制枉死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師過世時，發動「全城吹哨」，在陽台上發出淒厲的悲鳴。義大利封城的民眾，每天傍晚拿起小提琴、吉他或家裡任何樂器，在陽台上舉辦快閃音樂會，祈願疫情早日過去。

由於政風民情價值迥異，當中國把對內的防疫文宣手法搬來歐洲外交場域，一開始曝光效果雖然不錯，但在言論自由精神根深蒂固的歐洲社會，樣板戲看多了，有人就會質疑矯情。

義大利右派領袖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國會砲轟，若非中國當初隱匿造成疫情擴散，如今怎會全球受害，法國總統也在義國媒體專訪中諷刺，法、德捐贈義大利也不少，只是沒像中國這樣刻意宣傳。

面對同樣病毒，全世界科學家或能提出一致的防疫方式。然而每個社會在疫情時代的處世之道，卻會因自身不同的歷史經驗、宗教信仰、文化薰陶，呈現截然不同的樣態。（編輯：周永捷）10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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