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來樂團時代的Live House 那蒙灰的回憶

音樂的感動，現場演出感受最直接，Live House猶如載體。此音樂場景過往不受歡迎，行過長路才漸被接受。

文：陳凱棠／攝影：吳家昇／圖片提供：董事長樂團／影音：黃大維

音樂就是一項至今很難理解、但眾人基本上都無法抗拒的娛樂需求。工業革命後，樂器、科技的進步，聽音樂這種習慣，不斷地改變型態、樣貌，也因為改變，讓音樂文化在不同時代，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音樂存在的場所亦是如此，不同的人群、迥異的樂風、言詞無法形容的氛圍，音樂文化的演進，因為空間不停轉變，不斷撞擊。

音樂廳、Live House、演唱會等演出空間，擁有不同功能，各自有著許多擁護者，但若要嚴格講，這些場所過往在台灣不算興盛，90年代之前因為政治、歷史的因素，庶民音樂不會出現在這種空間，中產以上的階級，養成聽這類音樂的習慣並不算多。隨著時代往前走，經濟社會條件改變，這些場所才漸漸進入大眾視野。

Live House算是走得艱苦，畢竟早期想到這類地方，總是酒精四溢、骯髒破爛，還可能有一群眼歪嘴斜的凶神惡煞。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現場表演的商業價值，也是到了近年，現場表演在音樂、唱片業中，才算是收益的一部分，樂團演出的文化，可說是經過了一段漫漫長路。

為何要探討Live House這類的展演空間？原因是它對台灣音樂有著不能忽視的貢獻。現在音樂祭的興盛、演唱會的熱烈，可能都跟Live House脫不了干係。這個場景，究竟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魔力？如此魔幻？

這期的文化＋以Live House為主軸，解嚴後的音樂空間為切點，邀請像是董事長樂團這樣的OG團（元老級樂團），談談那段往日時光；還有現在台北的Live House展演空間營運者，藉由他們的眼，觀看自90年代至今，甚至未來的Live House轉變。

口水歌年代

「你要知道，台灣Live House的產生，是從早期美軍時代開始，主要就是在台北農安街、雙城街那個地方，以前大概是服務美軍、外來客。」這是起頭，說話的人是林大鈞，董事長樂團的貝斯手，頭髮很長，手上拿著智慧型手機，但感覺還是可以無違地走進Woodstock音樂會，放縱狂歡。林大鈞說，犁園、農莊（Farmhouse）這些，就是Cover Band、唱很多流行歌。那時還沒有Live House的概念，就是Pub、酒吧，喝酒放鬆才是主要，樂團表演是拿來襯氣氛的。

細緻研究2000年之前獨立音樂、樂團發展的羅悅全，在他2000年出版的《秘密基地：台北的音樂版圖》寫下了當年狀況。「大多數人去Pub聽歌只是為了一個氣氛，台上的團只要味道對就好。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畢竟我們辛苦工作了一天，走進Live Pub尋個樂子，放鬆一下心情，只要台上樂團能把Santana的＜Oye Como Va＞唱得夠快樂、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唱得夠哀怨，那就是十分盡職，值得尊敬了。」

後來台灣玩團的人也多了，也開始有了聽眾，屬於台灣人的空間也漸漸出現，會去這種地方的人們，多半也有點個性，因此這類Pub就成了台北當時藝文圈、音樂圈人士聚集交流的場所，許多現在閃耀炙熱的名字，就是從那邊唱出來的，比如伍佰。

90年代台北街頭的音樂

當年發掘伍佰的真言社老闆倪重華，將伍佰在Pub演唱的回憶寫在自傳《鏗鏘真言》，他如此形容那間當年唱出伍佰這個名字的酒吧，「息壤曾是台北有名的『敗肝』聖地。」倪重華在書中回憶，息壤是藝術家林鉅、演員鈕承澤、高捷、漫畫家敖幼祥等人合資的，在羅斯福路、和平西路口的地下室。「息壤是很特殊的地方，來的也不是一般人。報禁剛開放不久，媒體和記者的數量增多，最早開始是報社記者捧場，接著廣告圈的人也來，後來是電影圈、藝文圈，人聚集越來越多，息壤成了太陽下山後，另一個地下國度。」

畢竟是經歷當年的人，倪重華記得當時伍佰在台上唱歌，侯孝賢、陳國富等人都是台下聽眾，伍佰還時常找陳明章、陳昇、朱約信這些人上台一起唱、一起玩。伍佰在《鏗鏘真言》中也有一段他自己的回憶，「息壤的音響奇爛無比，唱到喉嚨都長繭，但在那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經驗，看到各種不同的人，本來不起眼的東西，在那裏都會起化學反應。」

其實進入90年代後，台灣人組樂團的風氣開始興盛，骨肉皮、Double X、刺客等樂團，盡皆活躍。相應的，這些樂團需要演出場地，Live Pub就趁勢而起，如雨後春筍般在台北街頭出現，與息壤相隔不久，就有藝人庹宗康、藍心湄開的Live Agogo，搖滾樂迷聚集的Wooden Top、「人，狗，螞蟻」，骨肉皮樂團主唱阿峰開的Scum、刺客樂團兄弟檔開的Boogie，這些都是當時台北樂團人、搖滾客聚集之地。

「都是一片漆黑，都是長苗子（長髮男）的人窩在裡面。」董事長樂團的主唱吳永吉形容，去的人都很嗨。「那時候會覺得，頭髮越長的人越厲害。」那段時間對於他而言，就是啟蒙，一群人聚在那裡，交換著各種音樂知識、情報，想起來就覺得熱血，「我那時都是從基隆騎摩托車過來，然後一定要成群結黨，才敢上去。」

原創音樂出現

「以前也不是叫作主流跟非主流，應該是Cover跟創作。」林大鈞說，當年伍佰＆China Blue、刺客、Double X這些樂團，開始唱自己的創作，那是一個轉捩點，是這些當時的Live Pub，讓樂團有了開創的力量，像是Scum，就是一個重要的所在。

Scum換過很多地點，開了又關，很恰好的，吳永吉參與過，當年在Scum，歌他唱了不少，酒當然也沒少喝，理所當然似地，錢也投進去了。「我接scum是第二間開始接，第一間是骨肉皮的主唱阿峰，跟他兩個朋友。後來因為開罰單，所以就收掉了，他就跑來問我，要開第二間，要不要投資？」當時大家都年輕人，吳永吉也很窮，但他很勇敢，去標了一個會，拿了60多萬，一把都投進去，「結果沒有多久那個會倒了，那些會咖都幹死。」林大鈞幫忙補充，笑得很開心，為了音樂不厚道，很搖滾。

「Scum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就是你（樂團）要來可以，但是每一個set要唱一首創作。」吳永吉說，本來樂團都在Cover國外樂團，到Live Pub要嘛唱口水歌，要嘛就是唱很爽的西洋搖滾曲，沒人想要做原創，畢竟不賺錢，也沒歌迷，創作根本吃力不討好。

「但是這個有魔法在，你做了創作之後，就不會想要回去做Cover了，那個成就感很強。」林大鈞搓了搓手，興奮起來。Legacy音樂總監陳彥豪也談起這一段，「直到Scum開了，那就是大家意識到要唱自己的歌的時候了。」陳彥豪認為，Scum規定去演出的樂團都要唱原創，掀起了第二波的華語音樂創作潮，第一波是淡江事件，李雙澤在淡江文理學院（現今淡江大學）舉辦的一場西洋民謠與熱門音樂演唱會上，登高一呼，「唱自己的歌」。

樂團時代之後 Live House依然荊棘

樂團亂彈在1999年推出同名專輯《亂彈》，在2000年奪下金曲獎首次增設的最佳演唱團體獎，倪重華《鏗鏘真言》中也記錄了這一段。「頒獎典禮前，阿翔跟我商量，如果得獎該說什麼？我告訴他，你就叫所有入圍的樂團上台，告訴大家樂團的時代來臨了。」五月天、四分衛、拖拉庫、董事長、亂彈五團一同上台，亂彈阿翔喊出樂團的時代來臨了，也正式開啟台灣流行音樂的另外一個篇章。

進入2000年後，樂團文化開始狂飆，過去被視為次文化的樂團圈，開始受到矚目，開始進入主流視野。

但Live House這種在樂團文化扮演重要角色的空間，依然面臨著被鄰居討厭、警察刁難，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的命運。2000年後，現被視為傳奇的Live House，如地下社會、女巫店，都已在台北南區出現，The Wall也在2003年加入，但是因為表演時的聲響過大，總是有接不完的罰單，社會大眾也都視為城市毒瘤。

2006年，地下社會和The Wall都宣布停演，讓樂迷憤怒、痛心不已，縱使當時文建會主委邱坤良先以「重要藝文展演空間」證書，保障這些展演空間，風波雖暫時停歇，但問題直至地下社會2012年結束營業，都未能徹底解決。地下社會歇業前，音樂人曾集結立法院舉辦記者會，五月天團員怪獸和瑪莎也都到場聲援，但仍是無法挽回。

「我們那時候去Live House確實都在喝酒，但國外也都是這樣啊，而且至少有個安全的地方能讓大家一起聊音樂。」吳永吉說，Live House不只是一個空間，還是在一個城市中有特定功能的場景，這樣的價值基本上是無法取代的。「因為會來到這個地方的，大部分也都是喜歡音樂，吵架也是為了這種事情吵，維護自己喜歡的團，為了這種事情在那邊爭吵。」林大鈞說這是很可愛的事情，非常難得的一種氛圍。

林大鈞曾經問過地下社會的老闆何東洪，要不要集資，把地下社會開回來？何東洪的回答林大鈞永遠記得，「時空背景不同，那個地方就不會一樣，即使是在原地原貌重新開，也已經回不去了。」

對於獨立音樂人而言，Live House是重要的聚集社群，但林大鈞說，Live House對城市而言也是重要的象徵、場景。「不是說政府設立專區，把Live House移到哪裡去就好了，因為那種空間，本身與人連結、與音樂連結的那種東西，是無法被這樣隨便對待的。」

20多年過去，社會迎來許多轉變，網路科技改變了人類生活中大部分的面貌，但對於Live House、音樂空間，或是如董事長樂團那個時代的搖滾客，這樣的改變，至今依然無法理解伴隨來的效益是正面，還是負面？時代還在前行，許多問題還待解答。

（本文出自文化+雙週刊第78期「凝視台北 Live House」第一篇：迎來樂團時代的Live House 那蒙灰的回憶，03/01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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