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已長大2 / 一胎化寶寶邁入中年 照顧雙親負荷沉重

（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台北24日電）中國政府為了推行計劃生育，讓獨生子女家庭可領補貼，但補貼只是一時。當前這批中年獨生子女，兒時為家裡帶來「光榮」，如今則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獨力奉養父母的壓力。

1980年出生的楊喆41歲了，他的獨生子女證上記載著，父母每月能夠因為只生這個孩子領人民幣7元（當時工人的月薪是36元），一直領到他18歲。

楊喆沒有小孩。爺爺生前一直強調家族是單傳，小時候他也會感受到傳宗接代的壓力，但成年後他就決定「做自己」，按照意願不生孩子。與其擔心自己的未來，對他來說，眼前更重要的是父母的養老問題。

他原本工作遠在江西，父母在上海生活，每次回家與他們相處幾天，都可以感受到父母在情感上對他的依賴，但他們身體的衰老成為楊喆更明顯的壓力。

兩年前，楊喆年過70的父親在家跌倒，很久才爬起來；他有心理準備，以後還是要回上海照顧父母。「我的同齡人，照顧父母的壓力特別大。」今年，楊喆終於有機會調到比較近的浙江杭州。

也是獨生子女的張曉靚對此深有所感，「萬一父母生病，關鍵是你沒人商量、也沒人幫忙。」她甚至慶幸，自己在中國大陸的環境中是未婚者，否則和同是獨生子的先生要養4個老人，那將是心理和體力的雙重負擔。

張曉靚出生於1973年，當時已經開始提倡計劃生育但還沒有強制只能生一胎，直到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才被定為基本國策並寫入憲法。由於她的父母之後沒有再生育，所以幾年之後她也有了「獨生子女證」。在那個年代，獨生子女還很少見。

回顧童年，張曉靚認為自己得到了家人的無限寵愛，但長大後很介意別人將她當作「媽寶」，也不想要一輩子待在父母身旁，幾經權衡，便選擇離南京老家不遠的上海工作居住，請了一名居家保母照顧父母，自己定期返家省親。

2019年，她的母親病逝；2021年，父親也開始較頻繁地進出醫院。原本生活單純的張曉靚，生活中最大的牽掛和忙碌就是父親，除了尋找合適與專業的安養機構外，還必須學習跟醫院打交道，眾親戚耳提面命各種醫院裡的「潛規則」，叫她十分挫折。如果說，各種瑣事已經十分消耗精力，讓她更感到心累的，是沒有手足可以一起分擔精神上的壓力。

父母老去，獨生子女的養老責任越來越沈重。198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海明（化名），母親在他年少時就病逝，父親今年65歲，很健康，有一群拉二胡的朋友，生活很豐富。王海敏說：「我還沒感受到照顧他的壓力，但因為只有爸爸一個，我會盡我所能去照顧。」

王海明38歲仍未婚，父親幾年前會催他結婚，現在不太催了。他認為，「如果有哥哥姊姊，他們有孩子的話，我壓力（生子）會小一點。」

在一胎政策下成長的「80後」（1980年代出生者），無論自己是否結婚，受訪者多認為「要生就別只生一個」。

在南京從事媒體工作的王先生擁有一女一兒，他反思自己作為獨生子女的成長過程，想讓下一代有更健康的心理和性格。

張超群2016年生了第一胎，趕上「二孩政策」，隔年他又生了第二胎，「其實就算要罰款，我也要生兩個」，他認為獨生子女會變成「小皇帝」，兩個孩子可以互相競爭和陪伴。他還透露，如果只有一個孩子，意外過世就成為「失獨家庭」，這也是他對於生兩孩的現實考慮。

不過，現實中養育兩個孩子的生活讓他很疲憊，有時難免感慨：「帶孩子太累了，我覺得一個也挺好的。」

這些情景，似乎和其他國家奔忙於父母和幼齡子女之間的「三明治世代」很相似，尤其當前，出生率低，獨生子女幾乎已經是已開發國家的共同現象。那麼，中國實施了30多年的「政策一胎化」和當前全球的「自然少子化」，在影響上有什麼不同嗎？

最早公開反對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人口學者梁中堂告訴中央社記者，其他國家的少子女化是隨著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這和中國政府40年前開始採取不人道、滅絕人性的做法帶給人們的傷害不同。

根據網上可查的新華社內參稿件，其中描述，有些地方用野蠻的辦法強制鄉民計劃生育，像是：抄家、封門、毀壞農田、私設土牢關押農民，甚至株連親屬。歷來媒體報導及計生題材的電影中，則有對超生孕婦強制流產、計生幹部因愧疚導致精神疾病等內容。計劃生育史就是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

梁中堂也是最早預見中國將面臨老齡化問題的學者。他在1979年12月發表的「對我國今後幾十年人口發展戰略的幾點意見」就指出，2015年後，15歲以下的人口要比老年人的絕對數少得多；2個勞動年齡的人口將撫養4個老人和1個孩子，並且還是半數老人身邊無人照顧其日常的生活。

如今再看一胎政策影響，除了老齡化，梁中堂說，獨生子女造成勞動力減少，但遇上機器人自動化的發展，對經濟的衝擊沒有當初預期那麼大。令他不無感慨的是，這項違反人性的政策過去幾十年來成為主流想法，不少人認同這是為了解決貧窮必須實施的政策，無視於與人權的悖離。（編輯：朱建陵）11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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