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中國故事 張彥：保護受訪者是記者責任

（中央社記者繆宗翰台北19日電）紐約時報撰稿人張彥長期關注中國宗教議題，更曾獲普立茲新聞獎。他日前來台受訪時表示，中國社會議題近年受到西方關注，記者在報導時，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是保護受訪者。

張彥（Ian Johnson）在1984到1985年期間，以學生身份在北京生活了一年。隨後1986年來台學習中文兩年，接著於1994年至2001年間擔任華爾街日報記者，派駐中國大陸。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金髮碧眼，卻操著一口流利京片子，和許多西方「中國通」差異不大。

但不同於大多數西方記者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張彥更聚焦在西方記者較難融入的「宗教議題」。他近期來台發表新書「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並接受台灣媒體訪問。

他表示，1990年代左右，許多派駐中國的西方記者開始撰寫關於中國的書籍。那時，西方社會較關注中西方制度差異，因此報導、著作都聚焦在宏觀的政治、經濟層面；但隨著西方社會對中國政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愈來愈多西方記者開始關注社會議題。

談起關注中國宗教議題的原因，張彥坦言「我的母親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所以我對宗教信仰特別感興趣」。

但對一個西方人而言，研究「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見得清楚」的「宗教議題」，確實困難。

他說，曾被受訪者罵「你們這些西方記者，總是問、總是問，你為什麼不親身參與」。於是他學習氣功、道家棍法，甚至全程參與長達10多天的朝山香會、施茶、參加閉關等。「在中國，很多事不是『問』出來的」，這些「參與觀察」的學術研究成果，全是中國道士、香客教會他的。

然而，西方記者在中國報導宗教議題，無疑是件敏感的事。張彥曾在2001年因法輪功報導晉身普立茲獎俱樂部。他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則完整記錄採訪維權律師、上訪農民、還有法輪功學員的過程，其中也不乏他險遭逮捕的經歷。

但他認為，身為一個西方記者在中國從事這類採訪，「大不了就是被遣返回國」，最重要的是「不要給受訪者添麻煩」。「很多受訪者沒有這樣的意識，像上訪農民甚至會高舉身份證要記者拍攝，你必須懂得保護他們」，甚至在必要時「別再與你的受訪者聯絡」，這是西方記者在中國採訪必須懂得拿捏的分寸與責任。

有趣的是，雖然張彥長期關注敏感議題，著作無法在中國出版，但截至目前，他仍能順利地在北京工作與長住。對此，他表示，北京當局對外媒的管制時鬆時緊，但從未禁絕外媒進入中國、或者長期蹲點，因此外媒未來還是會有其他傑出的中國報導。

張彥也提到，他對中國的社會轉變感到樂觀。縱使中共的社會控制沒有趨緩跡象，但不少體制內的公共知識分子仍持續思考如何改變中國；此外，隨著經濟改善中國的民眾開始藉由宗教信仰追求心靈與道德的提升，這些對整體社會勢必有良好的影響。（編輯：翟思嘉）10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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