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恐慌共存、為病友營造一方安土 作曲家張玹的自我療癒之旅

梵谷作品中的色彩與構圖，大多來自他腦海中看見的真實；草間彌生的點點，是她一生用創作對抗自己的幻覺與幻聽。有恐慌症的作曲家張玹用自己的音符，為精神病患撐開了一片片靜謐與柔軟。

旅美作曲家張玹發現自己有恐慌症，是在2022年音樂劇場《緣那麼淺愛那麼深-幾個瘋狂書迷的大武山下之旅》的慶功宴上。

那天在屏東演完，張玹先回到飯店整理，打坐，走去熱炒店準備慶功，當他喝下第一口酒時，張玹發現自己上半身麻，手也麻了，緊接著耳鳴，呼吸困難，彷彿有人在捏他的心臟，「我想這是怎麼回事，自己是不是要掛了？」張玹開人生跑馬燈，「難道是小鬼來找我？」

旅美作曲家張玹的作曲筆記，至今他仍是用鉛筆寫樂譜，一顆一顆畫出心中的音樂。（攝影：吳家昇）

小鬼是《緣那麼淺愛那麼深-幾個瘋狂書迷的大武山下之旅》裡面的主角，一個命喪大武山下的亡魂，隔了40餘年，化為作家龍應台筆下與敘事者作家在大武山家鄉相伴的14歲少女靈魂「小鬼」，音樂劇場再以此為靈感創作，「我明明就把音樂寫得這麼好，希望祂可以住在我的音樂裡，難道我有講錯什麼話對祂不敬嗎？」張玹越想越緊張，站起身來想要離開餐廳，突然發現自己走不出去。

張玹回憶他當下可以走，但他失去方向感，正好製作人黃毓棻經過，張玹一把抓住求救，送到醫院，「醫生看診加上遠方醫生友人，這是恐慌發作，一是過度換氣，二是感覺自己要掛了，我兩個條件同時滿足。」張玹說唯一慶幸的是，知道發作時自己死不了，「好像就稍微安心。」

《安土》專輯即將出版黑膠唱片，讓更多樂迷都可以聽見。（攝影：吳家昇）

音樂創作像釀酒

至今張玹依舊與恐慌症共存，透過自我控制讓情緒平靜下來，張玹說音樂創作像釀酒，需要時間，「靈感來了，就在我身體裡面的某個部分，需要時間去長出來，不能硬逼，但也不能遏止。」張玹說那種感覺是創作過程中不只大腦在運作，而是需要動用到全身的神經元去接收靈感，「可能這個狀態連續很多個月，也因為這樣，身體沒有辦法負荷，就發病了。」

很巧，這也正是張玹受彰化敦仁醫院之邀，為醫院創作音樂的時刻。

敦仁醫院由院長胡延忠創立，到2025年就滿20年，這是一個很不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院。外觀看起來像是置身於森林之中的大宅院，第一進是門診區，室內明亮，牆上掛著許多畫作，有一幅畫裡面有各色人種，相依相親，彷彿宣告人們其實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畫作與鹿角蕨相依，襯著淡淡的音樂；一角則有研磨咖啡，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享用。

敦仁醫院院長胡延忠自稱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要讓醫院在財務與安全中獲得平衡。（攝影：吳家昇）

不要監獄式的精神病院

這裡沒有藥水味，深藍色的窗框有點像童話故事裡的小屋，那是胡延忠親自挑選的顏色，「我不想要有醫院的感覺，但能選擇的顏色好像也不多。」

從小喜歡尼采跟哲學，高中時看許博允、林懷民的表演藝術長大，胡延忠對於藝術有自己的喜愛。後來念了陽明醫學院，就要畢業時思考出路，選擇了精神科，但因為想到時各大醫院都已經滿額，胡延忠到了一家公立療養院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敦仁醫院的病友透過瑜珈與運動，練習肌力，跌倒率有明顯降低。（攝影：吳家昇）

「跟我想像的落差非常大。」胡延忠說，當時那是一個舊年代的設施，「第一天去病房，大門是鐵欄杆做的，開關得用手上的一大串鑰匙逐支打開，關門的聲音，真的很像監獄。」胡延忠回憶，病房走廊採光也不太夠，地面也很潮濕，「老實講我衝擊非常的大，但我不會去抱怨說環境不好，但那樣的環境給我了很大的刺激，我開始去想，如果另外一種作法會不會更好，當時累積了很大量的思維。」

十年倏忽，胡延忠即將有機會接科主任，「我就想即使我在行政職，因為公務機關，有很多事情也是很難去撼動，於是就想離開，出去看一看。」胡延忠離開之後先去國外工作，回台灣也半轉行轉任顧問，但都有所侷限，內心一直很想要有一個可以發揮自己理想的精神病院，「剛好有個因緣，有朋友有意願也有這樣的理解，就一起試看看。」

敦仁醫院院長胡延忠期待，台灣能有一個充滿藝術與美感的精神病院。（攝影：吳家昇）

來自大自然 美的觸發

幾塊地讓胡延忠選，胡延忠決定了這塊山坡地，希望倡議日本里山（satoyama）的概念，胡延忠說，這是日本對「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的傳統稱呼，是歷經幾百年累積人與自然共處的智慧，「我一直認為，大自然不可能等同於藥物，但大自然可以有美的觸發。」

20年倏忽而過，敦仁醫院不曾被鄰居列為「嫌惡設施」，不曾被勒索，身為院長也是老闆，胡延忠說自己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精神病患也是人，需要有尊嚴的被對待，我只是在做我自己也可以接受的事情。」

有一些障礙級別比較高的病人，用藥較為沉重，醫院聘任了健身教練帶病人做運動，一年多以來，病人跌倒的機率下降；醫院有圍牆但不會高聳，病友反而不假外出的頻率大幅降低；醫院讓病友可以照顧一個小小的植物，讓自己被需要；預定時間內病友還可以自己選擇設計師，剪出自己想要的髮型。

行政師跟護理師相互理解工作，也隨時補位；公共區域的座位刻意使用彩色，還有「麥當勞桌」，讓比較熟悉的病患可以一起互動；牆上掛了許多藝術品，胡延忠希望藝術的美感能夠盡量融到病人的生活細節之中，「我無法有很多量化的數字，告訴外界掛藝術品對於病人有甚麼實質的幫助，我只是想打造一般人都會覺得舒服的環境，不讓病人受到更多刺激。」

胡延忠說，會找張玹做音樂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透過好哥兒們鍾永豐，認識了張玹，我一直覺得醫院的五感很重要，於是有了這套《安土》專輯。」

醫院門診區有一角提供免費熱騰騰的咖啡，沖淡醫院氣氛。（攝影：吳家昇）

有我、無我的辯證

寫《安土》的張玹長年學佛，台北工作室裡有好幾尊佛像，神態端莊，「我是九成九的學佛人，但我沒有皈依。」學佛就是要「破我執」，但對一個創作者來說，張玹從開始決定作曲之後，會思考可以怎麼樣寫得跟別人不一樣，寫的每一顆音如何跟自己產生關係，怎麼樣可以變成自己的語彙，「這對我來說就非常地矛盾跟衝突，我一直在『有我』跟『無我』兩者之間的辯證，但是在『安土』這套作品裡面，其實我少了很多『自我』，這次的機緣對我的創作生涯來說，有了很重大的影響。」

張玹以醫院一天的作息為出發點，讓新創音樂替代原本的廣播與鈴聲，陪病友起床、用餐、運動、領藥、小睡，及至晚上伴隨入眠，每一首樂曲充滿藝術性與精巧性，張玹讓這些大家熟悉的旋律加以內化，聽起來充滿熟悉的歷史感，卻饒富新意。

張玹說這中間經過好幾個版本，中間有一個版本是有很多童謠跟老歌的選段，但卡在授權，後來才有了最後這個版本，「要做童謠跟老歌的改編對一個當代作曲家來說，一開始還真的內心有點掙扎，但我思考很久，這件事情要回到作曲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當代作曲家的責任之一，是為了拓展聆聽的邊界與聆聽的方式，張玹認為思考自己跟社會、跟人的關係是什麼也相對重要，回到台灣的當代音樂圈，「我認為老歌跟童謠這些文化財，其實還沒有真正被好好處理過，這會讓我願意去嘗試。」

想像一群不被社會接受的人，有部分的精神病患其實是連家人都不想要的人；也因為很多社會新聞，精神病患也常被貼上標籤，要怎麼寫他們可以接受的音樂，張玹也有自己的盲點，「一開始我很掙扎，我跟精神病患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是不是為了要做有社會性議題的，有關懷議題的音樂去做這件事。」

但，難道要生了病才能為精神病患創作？

「在美國的文化氛圍是這樣的，藝術圈或是文化圈常常會討論，如果不是黑人，憑什麼去寫黑人的歷史；如果不是LGBTQ群體，憑什麼去寫他們的故事，這當然這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張玹說但以他自己的狀況，「如果要創作相關議題，最好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有類似的情況，或者我跟病友與家屬聊，跟醫生跟護士聊，甚至我得在那個醫院生活一段時間，我覺得這才誠實，否則我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

偏偏這時候自己發病，這件緣分就非常玄妙，「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時間點，因為 有了恐慌症，讓我有了寫這個作品的正當性，也顧及身為一個藝術家的誠實，這兩件事情是我覺得寫這套作品最重要的部分。」

敦仁醫院選擇許多明亮的色彩家具，一掃精神病院的既成印象。（攝影：吳家昇）

《安土》 讓病友舒心

這也是一套張玹自己說自己可以每天都聽的音樂，但是創作背後，是張玹經過長期的靜坐、冥想，靠著呼吸終能與自律神經自處的歷程。

張玹說，其實藝術是很多元，也很多面向，可能某一個時候可以有功能性，「像莫札特的音樂早上聽會很開心，蕭邦的音樂可以在吃飯的時候聽，但這兩個時間點你不會聽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因為太刺激了，換句話說，每一種音樂它有適合的時間跟空間。」這次為彰化敦仁醫院創作的音樂，就是一種陪伴，讓病友「舒心」，「我也希望這套作品會被其他音樂家喜歡，帶去更多地方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