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接到既晴的聯繫,得知他已完成三本(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文的翻譯,興奮之餘,也覺得有點超現實——多年以來的期待,竟然就這樣成真了?!
為什麼如此興奮,又有著這樣的感慨呢?因為2006年我進入臺大臺文所就讀碩士班,在黃美娥老師的課程中,驚訝地發現原來臺灣戰前就有著豐富且鮮明的通俗小說傳統。這個傳統既有臺灣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固有的書寫形式,也有受西方思潮與日本殖民者夾帶而來的新舊傳統之創新,每每令人感到驚喜萬分。伴隨著對戰前臺灣文學的了解加深,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不只漢文,戰前的臺灣日文小說同樣是精彩絕倫的故事寶庫。
三本的《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年發表於《臺灣新報》上的作品,共計連載54回,目前僅存53回。《臺灣新報》創立於1896年的臺北,是日本領台初期即創設的新式報刊。截至目前為止,這是研究者找到在臺灣發表的最早一篇推理小說——儘管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仍不懂日文。《艋舺謀殺事件》的預設讀者,是來到臺灣的日籍殖民者們。但它的存在,無疑揭示了臺灣推理小說史並非如80、90年代所以為的「台灣推理乃戰後才誕生」,而是早在戰前便已擁有相當寬廣且複雜的面貌。
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只有我知道呢?!此後,我便透過演講邀約,致力於臺灣戰前推理小說史的推廣。2020年《CCC創作集》的專欄邀約,與2021年臺灣文學基地的「抵達另一個謎:臺灣推理一二三」特展策劃,是較能系統性地介紹此一領域的機會。
順道一提,特展「臺灣推理一二三」的題名緣由,即是由《艋舺謀殺事件》於報上發表至展覽當時,恰恰好是123年的歷史。在這123年中,漢文與日文、傳統與現代的四維交混,開展了混雜而絢爛的風景。
策展與寫作時的期盼,宇宙以一種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應了,那便是既晴這次的策劃與翻譯出版──我很驚喜地從既晴那邊得知,他是因為我的介紹,得知了這批作品,才有了後續的翻譯與出版計畫。
《艋舺謀殺事件》的故事,講述記者花野艷雄與巡查池中光,誤打誤撞地發現龍山寺池中漂浮著的屍體,進而展開一系列偵查,最終破案的故事。由今日的眼光來看,本作令人驚豔之處或許不在推理情節的設計,而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描繪。儘管詭計相對樸實,巧合之處不少,然而其形態之成熟,確實已然令人感到訝異。究其因,則須回到臺灣受日本殖民的大歷史背景。
回顧現代推偵犯小說的型態,普遍認為奠基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於1841年發表的〈莫爾格街凶殺案〉。這篇小說於1886年由饗庭篁村翻譯成日文,在《讀賣新聞》上連載。換言之,早在臺灣進入日本版圖的十年前,日本人便已透過翻譯、譯寫與自創等形式展開了相關文類的實踐,逐步拓展了日本推偵犯小說之領域。《艋舺謀殺事件》上承此一脈絡,故而在創作上便顯得揮灑自如。
儘管《艋舺謀殺事件》背後上承的文學傳統可回推至日本推偵犯小說史的脈絡之中,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無法被視為臺灣推偵犯小說史中的重要環節,也不表示兩者間因此有著從屬性的關聯──不同的切入角度,自然會有不同的觀察重點。若以臺灣為本位,則《艋舺謀殺事件》實際上標示著在臺日人的犯罪小說創作之濫觴,而其書寫與情節,不消說,折射了當時在臺日人此一族群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早他們一步定居其上的人民。
如前所述,今日回頭看《艋舺謀殺事件》,其引人之處或許更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書寫。小說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殖民者的視角是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住居其上的漢人——既覺得「土人」需教化,又總是擔憂著「他們」的桀驁不馴。日本殖民臺灣與歐洲殖民亞非,最大的差異之一或許便是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外觀差異上。儘管透過身形、語言與習慣等仍可大致掌握,但透過金錢與學習,這些差異都可以被減到最低。因此,本作核心的「身份之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反映了殖民者的焦慮:死者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是台灣人?身份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偵查者的判斷?小說不時瀰漫著此類微妙的氛圍。
然而,以推偵犯小說最喜標榜的「科學精神」而言,理想上,其偵查應不受身份、種族、性別、階級等外在因素干擾。於是小說最後安排「土匪頭之子」協助偵查的橋段,實展露了殖民者自詡與舊的清國政府之差異。然而,殖民政府真如殖民者所描繪的勿枉勿縱嗎?實際上,即便是親政府的《臺灣日日新報》上,亦可見到記者因政府吃案而發出的不平之鳴。因此,在讀《艋舺謀殺事件》一書時,作者本身內建的政治/殖民立場,仍是讀者需審慎以待的一環。
小說中最顯著的詮釋差異,或許便在於「土匪」陳秋菊了。陳秋菊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生於1855年,卒於1922年,是今日新北市深坑(舊名文山堡烏月莊)人。清代時,他是林朝棟底下的將領。1883年的中法戰役中,他於基隆一役有功,獲四品武官,頂戴雙花藍翎,加賜都司。並曾任深坑一地的總理。
1894年,時逢割讓,陳秋菊奉巡撫唐景崧之令,率義勇以備邊警。乙未戰爭時,他以武力力抗日本軍。其後曾聯合其他義軍首領包圍台北城,亦曾進攻大稻埕。當時的陳秋菊騎著一匹白馬,此形象深入人心,自此以後被稱為「白馬將軍」。
這樣的形象,是不是與我們心目中的「土匪」相去甚遠呢?與其說陳秋菊是土匪,倒不如說他是不服割讓且握有軍事勢力的地方頭人。無法剿滅陳秋菊的日本政府,在兒玉源太郎上台後,改採懷柔政策。雙拳難敵四手的陳秋菊,最終在樟腦開採與製作權的優渥條件下率眾歸順,時為1897年。
由其逝世新聞中可以得知,陳秋菊在斷髮令後仍「垂辮自若,以至考終」。其至死仍留辮髮的行為,被當時的漢文部記者讚為「可以知其志之有在矣」。民族氣節之外,陳秋菊竟能違抗總督府官令——鹿港文人洪棄生為保留辮髮拒不上街,但卻遭日本官憲闖入家中強制剪去——亦可見其人的影響力。
即便兒玉源太郎成功地化干戈為玉帛,但三本顯然認為長年反抗日軍,且在臺北盆地邊緣擁有豪宅的陳秋菊,是非常適合的反派形象。這其間是否存有因陳秋菊抗日而來的舊怨,抑或單純是以殖民之眼所挑選出來的劇情需要(畢竟陳秋菊長年占據刊頭,是日人相當熟悉的台人領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至於秋菊之子秋鴻,則純屬杜撰。首先,由父子名均有「秋」字來看,此一命名方式即屬日式風格。中式命名有所謂「避諱」一說,卑親屬使用尊親屬名諱自稱乃大忌,「秋鴻」這個人物,顯然不可能為真。
閱讀一本書,總是不只一種方式。有類型小說式的閱讀、歷史式的閱讀、後殖民式的閱讀……觀點的發展、觀點間的相異與相斥,正是我們如何可以更深入理解文本的關鍵之鑰。然而在此也必須指出,由於《艋舺謀殺事件》係報刊連載之作,版面並非全數保留,而是有所闕漏,若以學術角度觀之,在出版時理應盡量保持原作樣貌,以確保最大程度的正確性。然而,既晴並非學術界人士,其翻譯與出版的初心,亦在於小說的故事性令人驚豔。
為了維持故事性的完整,以使極少接觸此類作品的一般讀者能有良好的閱讀體驗,既晴耗費了相當的心力修整原文章節,乃至以本身小說家的功力,為其闕漏之處補全,將小說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整,以盡量靠近現代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調整,其初衷是在文獻與商業性之間求取平衡,因此小說最末也附上修改細目以供參考。
話說回來,其他「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日治時期臺灣推理故事其實還不少,期盼更多的故事如《艋舺謀殺事件》般,有再度為臺灣讀者認識的機會。
作者:さんぽん(三本)
譯者:既晴
出版:前衛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生平不詳,尚有刑案實錄《苗栗工友命案》(苗栗の小使殺し)連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