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或留不能強求 黃淑琳與藝術家結緣的心字訣

那個愛笑的Amy，黃淑琳。

從最早在台灣為國內音樂家舉辦音樂會的亞藝藝術，到現在以德國紐倫堡為駐地，為藝術家安排歐洲與亞洲巡演的亞藝藝術，黃淑琳曾經因為一開始開公司背負數百萬債務，到一步步咬牙把債務還清，開始朝自己心中的藝術經紀藍圖前進，「這一切都是靠大家的支持。」

這個「大家」不是別的，正是藝術經紀最重要的資產之一，人脈。

電話那頭依舊是爽朗朗的笑聲，這麼多年了，黃淑琳用自己的6成感性加上4分理性，經營著自己的藝術經紀公司，歷久不衰，包括蕭邦鋼琴大賽首獎鄧泰山（Dang Thai Son）、齊柏絲坦（Lilya Zilberstein）、扎斯拉夫斯基（Roman Zaslavsky）、大提琴家瓦列芙斯卡（Christina Walevska）及福爾摩莎四重奏（Formosa Quartet） 等頂尖藝術家及團隊，更有台灣出色音樂家包括石易巧與顏華容等，亞藝藝術負責他們的台灣或亞洲區經紀工作，這些都是她的「孩子們」。

黃淑琳與知名鋼琴家鄧泰山(左)合作多年，充滿默契。（照片提供：黃淑琳）

從接待國外音樂家開始做起

黃淑琳是亞藝藝術創辦人，至今執行過上千場演出活動及專案，走上這途得要從合唱團講起。從小唱合唱長大的黃淑琳，北一女畢業後參加青韵合唱團，指導老師是已故合唱指揮家洪綺玲，當時洪綺玲會邀請國外的合唱團來台灣演唱，已經念輔大的黃淑琳就被老師叫去做接待，「帶這些音樂家去逛士林夜市，看故宮，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做藝術經紀好像很有趣。」

大學畢業之後，黃淑琳留在老師的工作室學習合唱相關的藝術行政工作，也開始準備出國念書，七個月的第一份工作期間，為長笛家陳惠湄舉辦獨奏會是第一次接觸合唱以外的音樂領域，也開啟她未來的藝術行政之路。因為沒有申請到美國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獎學金，決定延後就學繼續工作賺學費並累積更多經驗。在這段空窗期，黃淑琳開始自己找機會繼續做接待，先去毛遂自薦，寫信去聲樂家吳文修老師創辦的首都歌劇團，當時劇團正在做中文歌劇《萬里長城》，「我非常喜歡歌劇，所以我就寫信去表示我想要去當義工，案子做完，老師包給我一萬元紅包，自己也學習到很多。」

人生轉了彎，黃淑琳終究沒有出去讀書，幾年後卻獲得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的藝術行政人員出國進修計畫的獎學金，圓了去紐約讀書的夢。當時出國念書回台灣的音樂家很多，亞藝藝術透過當時音樂家的合夥人引薦給周遭的朋友，一傳十十傳百，黃淑琳走上了這條代辦音樂會的藝術行政之路。

凡事起頭難，公司初期營運總是諸多問題，因此賠了不少錢，合夥人想把公司收掉，「但我想，隔年的音樂會很多都簽約了，大概有百餘場，很多客戶都付了一部分訂金，如果這個時間點收掉，對於那些要辦音樂會的音樂家很不公平，也違約，於是我決定繼續做下去。」

經紀人一定要隨身帶著自拍棒，黃淑琳（前）帶著美國福爾摩莎四重奏返台演出。（照片提供：黃淑琳）

負債數百萬 靠人脈資產逆轉勝

為了節省開支，黃淑琳仗著自己年輕，沒結婚沒家累，只請了一位全職員工跟一位工讀生日夜工作，拼了5年才把債務還清。「雖然拆夥很令人感傷，再加上扛債務，難免有些不歡而散。但過了這麼多年回想起來，如果不是當時合夥人介紹，我不會認識這麼多音樂圈的人，過去的客戶至今很多都已經是音樂系系主任、音樂學院院長，情誼還是維繫著。」黃淑琳心中充滿感謝。

為國內音樂家代辦音樂會的藝術行政工作，黃淑琳做到2012年就宣布淡出這個業務，「當時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工作人員進修計畫很成功，培養了一批代辦業務的人才，我們決定要往專案執行與藝術經紀目標邁進，像是鋼琴家胡瀞云的音樂節、小提琴家胡乃元的Taiwan connection、曾耿元的玄音音樂節跟黃世雄的木笛音樂節等；還有政府標案包括花蓮音樂節、屏東民謠節到台中爵士音樂節，都有亞藝藝術的身影。」

「做藝術經紀人脈重要，公司也要有知名的藝術家，不但是有名，也要有藝術成就，更容易讓公司被信任。」黃淑琳說。 

合作多年，黃淑琳與女高音迪里拜爾（前）建立起深厚情誼。（照片提供：黃淑琳）

做藝術經紀起步是最困難的階段，一定要去拜訪很多場館，很多人，台灣業務已經穩定之後，黃淑琳開始往外走，從中國、香港與新加坡先開始，逐漸擴大版圖，「有些音樂家他真的不是為了錢，看重的是你如何對待他，還有他信不信任你，你會不會把他音樂會搞砸。」

最重要的關鍵字：信任

就像蕭邦國際鋼琴大賽首獎鄧泰山(Dang Thai Son)，就是亞藝藝術很重要的音樂家。黃淑琳說，感謝樂評人焦元溥推薦了鄧泰山，先辦了鋼琴獨奏會，隔兩年再辦一次，有了幾次的合作經驗，「有一天就跟鄧泰山說，有沒有這個機會當你的經紀人？」黃淑琳想的是希望負責鄧泰山亞洲經紀的部份，「他覺得我們做事很仔細，就說那我們來試試看。」就這樣，2009年起，鄧泰山成了亞藝藝術第一個經紀的國外音樂家。

黃淑琳說，音樂家自己最清楚誰對他好，誰對他不好，「我很幸運的是，鄧泰山無論到哪裡，他不會認為說你是個台灣人，你是個小牌的經紀公司，到今天，即使他到波蘭蕭邦鋼琴大賽當評審，他都會介紹說，這是我經紀人，到法國去聽他的音樂會，也留劇院最好的座位給我。」

在音樂會上看不見的地方，都會有黃淑琳打點大小瑣事的身影。（照片提供：黃淑琳）

張羅保母敲定保險 經紀人很有事

但經紀人的角色要處理各種大小事。

2022年范克萊本國際鋼琴大賽銀牌得主安娜葛努仙涅(Anna Geniushene) 首度訪台跟北市交合作，重現參賽曲柴科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她在比賽期間懷有身孕卻仍努力應戰，訪台時還帶著小娃兒，「她一下飛機，我連保母都已經找好，要讓音樂家沒有後顧之憂。」

之前協助蕭邦鋼琴大賽金牌得主劉曉禹，黃淑琳也接過他一通十萬火急的訊息，當時劉曉禹要去以色列演出，但還缺一個疫情險，如果沒有，以色列不會讓他入境。當時劉曉禹正在接受媒體訪問，黃淑琳立刻打開電腦搜尋全世界網站，最後幫他找到一個加拿大的保險公司，「在那個當下，已經無法去計較保費是主辦單位還是劉曉禹該出，只能盡速處理。」

有人會羨慕黃淑琳的工作很有彈性，又不用坐在辦公室，可以聯繫就好，「的確，正好現在又是網路興起，我可以在家庭跟工作中找到一個可以運作的可能。」黃淑琳說，之前孩子還小，她比較沒辦法出差，萬一一定得出差，都得提早作業，但也不是每個環節都剛好妥妥當當。

音樂家演出會後的簽名會上，黃淑琳也要在現場管理秩序。（照片提供：黃淑琳）

遲到五分鐘 小孩被鎖在幼稚園鐵門外

黃淑琳說兩個女兒有東方胃，不喜歡沙拉三明治，三餐一定要吃熱的，「我如果出差就得先準備屯著，冰在冰箱，然後畫一張表，今天吃什麼，明天吃什麼，我先生就前一晚拿出來退冰，第二天煮。」

身為母親，黃淑琳也會覺得在工作時，沒有辦法好好照顧他們。一次黃淑琳必須回台灣帶藝術家巡迴，小女兒才三歲，先生帶不了，只好帶著她回台灣住在娘家，平常就爺爺奶奶陪她，「晚上我大女兒在跟我講越洋電話，傳了堆雪人的照片給我看，然後小女兒又說她不想在家等媽媽回來，她想跟姐姐玩；說在爺爺奶奶家好無聊，媽媽都不在。」掛下電話，情緒再也撐不住，黃淑琳難過地默默掉了淚。

即使不出差，在德國家庭生活與工作就比較可以兼顧嗎？那也不全然。黃淑琳說她也出很多糗，因為必須跟全球不同時區的藝術家溝通工作，有事情得處理到告一段落，但那時孩子還小，德國的幼稚園規定又很嚴格，晚五分鐘接都不行，「一次我大概晚三分鐘，就已經被警告改一下接小孩時間的合約；冬天一次老公也是晚了五分鐘，他只好先請大女兒去陪小女兒等，他到的時候，遠遠看見兩個小女孩，孤零零站在幼稚園門口等，幼稚園早已鐵門深鎖，人去樓空，連老師都下班了。」

內疚加上心痛，黃淑琳與工程師先生討論著怎樣對孩子成長過程最好，結果是先生扛起了責任，成全了黃淑琳的事業，「我先生說巡迴時就把孩子留在家，他累一點沒關係。我很感謝我先生的全然體諒，願意當我的後盾。」

黃淑琳征戰表演藝術經紀超過20年，細心照顧藝術家。（照片提供：黃淑琳）

要善於溝通協調 也要可以將心比心

一般人常常誤以為辦音樂會就是經紀人，黃淑琳說事實上不盡然正確，「藝術經紀人的收入是從演出費中取得一定百分比，音樂會的來源要由經紀人安排，需要跟表演藝術場館推薦音樂家，雙方在每個環節都要溝通清楚，再前進下一步。」

善於溝通協調之外，好的經紀人也要能將心比心，「你是不是把你的音樂家放在利益之前，這很重要，有時候音樂家要的只是一份安心。」黃淑琳說，幫音樂家在音樂會前做好層層把關，比如說：確定演出曲目、班機行程、簽證、合約等等，讓他們能安心的演出，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

講到自己的藝術家，黃淑琳的聲調都提高八度，充滿熱情。她認為藝術家跟藝術經紀公司的合作，都是靠緣分，「帶人要帶心，其實不太能強求，我會很祝福已經離開的藝術家。」黃淑琳說就像是自己的小孩，如果真的為這個孩子好的話，「會站在對方的立場幫他思考，甚麼才是對他好的。」黃淑琳身經百戰，現在的她已經可以優遊在工作的成就與喜悅中，期待藝術家繼續展翅高飛，完成精彩演出的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