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政府數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台灣外籍配偶人數已達20萬人,產業及社福移工超越72萬人。遠離他鄉、長途跋涉來到台灣的她與他,悄然改變這個社會的人口與生活樣貌。
從都市到部落,從工廠到漁村,從巷口到公園,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身影。但我們認識他們的方式,似乎總是透過主觀的鏡頭、言語、文字描述,看見這些「外來者」,當他們拿回話語權,自己掌起鏡頭時,眼底的畫面又是什麼呢?
本期文化+《異鄉人的觀景窗》,藉由菲律賓移工攝影師喬安・帕博娜(Joan Pabona),《九槍》製片、越南導演阮金紅與《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台灣作家江婉琦的視角,聽她們聊自己與周邊的故事。
2020年,台灣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儘管確診人數仍是每日個位數增添,已讓全民人心惶惶,電視、廣播呼籲戴口罩、勤洗手的宣導此起彼落。尚在極度重視防疫隱私時期,一名染疫的印尼籍看護,卻因在隔離病房直播,意外暴露醫院資訊,引發熱議。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這個每個台灣民眾可能都曾好奇的問題,再次被拋出來。
從台北車站大廳、觀光景點,到鄰家的公園,垃圾車旁或巷口街頭,似乎無時無刻都能看見移工朋友拿著手機,沉浸在自己的直播世界裡。
「當移工直播的時候,他可以說話,表達自己。那一刻才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個完整的人……」身型嬌小、戴著圓框眼鏡的江婉琦,聲音不大,卻清晰沉穩地分享。
3年前,她撰寫「外勞怎麼都在直播?—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一文,成為知名報導網站的2020年點閱冠軍,後來她又花了2年進行田野調查、聆聽近30位來台移工朋友的生命故事,進而推出同名書籍《移工怎麼都在直播?》。
怎麼開始接觸到移工生活圈?婉琦說,或許是感受到同等的寂寞。
人與人間是怎麼成為朋友?印尼人深信宿命論,資深印尼看護英塔利曾告訴婉琦:「當我跟某一個人有一樣的宿命,都覺得孤單,我們就會成為朋友」。
高中畢業從台南北上求學,儘管只是島內移動,陌生大都市與同儕之間的競爭關係,讓婉琦找不到歸屬感,在校園也過得不自在。
可是生活還是得過,婉琦開始在臉書搜尋各式活動、試圖填滿空白的日常,因緣際會走進「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當起長期志工,跟著夥伴們參與無數場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辦的「地板圖書館」,提供不同國籍語言書籍,讓在大廳相聚的移民、移工朋友租借。
坐在地板上圍個圈圈聚在一起,是印尼人與朋友談話、辦活動、開會討論的習慣。台北車站大廳對移工群體來說,是個能放鬆、聚在一起的資訊交流站,也是認識新朋友、聯繫感情場域,還是能分享家鄉料理與心事的空間。
儘管婉琦話不多,但持續和夥伴們一起坐下來、圍成圈,漸漸的,大家都認識這個坐在角落的妹妹的名字,讓她感受到陪伴與溫暖。
但真正燃起婉琦對「直播」的好奇,是某天朋友介紹她一款名為Bigo Live的直播交友平台APP。
Bigo Live在東南亞媲美17直播,在台灣也有設站,不過超過7成用戶都是印尼及越南移工朋友。在無數直播畫面裡,婉琦看到在工廠上大夜班的廠工、在看護空間照顧長者的看護、在漁船睡午覺的漁工。而讓她最難忘的,莫過於半夜12點滑開APP時,一張張毫無構圖可言、沉睡中的臉龐,自在地塞滿整個畫面。
「為什麼連睡覺都要直播?」這個疑問埋在心底多時,恰好遇上一堂採訪寫作課,讓當時念大學的婉琦決定藉機找出答案。
移工究竟直播給誰看?一部分,是在印尼的家人。
婉琦說,來台逾10年的印尼看護妮妮,每次直播都會化妝、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她還有一個準則,「辛苦的時候不可以直播」,她想安家人的心,藉由視訊鏡頭告訴他們:「我在台灣過得很好」。
另一部分是在台灣的人們——包含雇主、移工朋友、甚至陌生人。服務一對長輩的看護莎莉,也明確列舉自己直播的原因給婉琦,包含讓雇主知道自己把阿公阿嬤照顧得很好,分享照顧長輩的方法給同鄉,還有告訴親友:「我在忙,看我直播就好了」。
在潛水Bigo Live的日子裡,婉琦發現裡面會出現類似線上遊戲中「公會」的團體,移工社群會在平台裡自組「家族」,並以媽媽、爸爸、兄弟姐妹互稱。成員們會使用相同的頭貼框、暱稱,還會設計家徽,常開團體視訊聊天。
身在異鄉,有很多話難以對在家鄉親人訴說,不想讓他們擔心,有時,不在同處也難以理解彼此經歷的酸甜苦辣。反而在台灣的「家人」會有共鳴,「下工後的休息時間,當他們待在自己的宿舍和床上時,就會想和『家族』親屬聊天,直到睡著也捨不得關掉手機鏡頭」。
婉琦在書中寫出她對「直播」的觀察。
「每週日的台北車站大廳可能是移工直播最密集的地方。在這裡幾乎是5個人中就有2個人在直播。直播內容可以是吃美食的一瞬,也可以是漫漫遊走。」但她點出,「在台北車站的直播,只屬於可以休假的少部分移工,大部分移工的直播,是發生在日常的每個時刻,在各地雇主家的廚房、小公園,和睡前的床」。
在台灣,從事看護、家庭幫傭的社福移工不受《勞動基準法》保障,根據2022年勞動部統計,仍有5成看護工假日不曾休息,雖然背後有「想賺取加班費」、「疫情影響」、「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等各種因素。
婉琦說,有陣子她每天看大家的直播做筆記,漸漸在每一方螢幕畫面中,感覺到這些人好孤單,「除了運用網路,在雇主家的現實生活裡,能怎麼交朋友呢?」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似乎成為人際溝通和自我抒發的出口。
手機直播對移工來說,是工作生活中的喘息空間,他們能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說說話,就算收看人數是零也無所謂,「在那一刻,他或她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完整的人,因為在直播的世界裡,還有聲音」,藉由直播的窗口無聲吶喊:「希望有人在意我、看見我、理解我」。
「不過我的朋友們回到印尼家鄉後就很少直播了」,婉琪補充,有些人甚至會關閉臉書,和原本在台灣的朋友鮮少聯繫。
基於過去參與移工議題及相關團體經驗,婉琦坦言動筆寫報導前,曾陷入自我懷疑:「我會不會也在消費他們?」
尤其轉學就讀民族系後,婉琦在求學過程中得知:「人類學在台灣歷史脈絡裡,是為了解並管理原住民,彷彿是為了殖民、規訓不同的人。如果我去訪談朋友們,是不是也在利益我自己?」內心因而累積了不少疙瘩。
系上老師官大偉卻告訴她:「人類學在每個時代,都是在回應當代的需求,日本時代需要殖民,得認識陌生島嶼上有哪些人,但現在的時代有不一樣的需求」。老師的解釋讓她放寬心,「去訪問看看,才會知道這個時代的需求是什麼」。
推開這一扇門後才知道,原來移工在台生活圈其實也很豐富。
有平時各自線上練習的傳統舞社團,團員每個月會從全台各處聚集在台北1次,實體練習前,總會迫不及待分享親自料理的家鄉菜;有民間台語歌高手看護,自備各式KTV機台系統歌單與拿手曲歌詞,唱到阿伯阿姨自願幫她投幣點歌。
還有在發財車上放著熱鬧印尼音樂、參加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漁工鼓隊,打著異於傳統廟會節奏的大鼓,在遶境行列特別搶眼;熱衷改裝電動車的廠工們,則自組車隊設計LOGO、加入烤漆雕刻花紋,車子炫到被騎重機的台灣青年攔下來問:「我可不可以騎看看?」
就算只是每天倒垃圾的前15分鐘,或推著照顧的長者在公園運動、曬太陽時,他們也能在有限時間與空間裡,各自組成「垃圾車朋友」、「公園朋友」社群互助與支持。「我問桃園的廠工朋友,為什麼喜歡改車?為什麼有這麼多興趣?對方直爽回應,『因為這邊的生活滿無聊的』,我想一想,確實,真的會無聊嘛!」婉琦同感地笑了。
後來書籍出版後,婉琦聽說,一個生活圈較封閉的印尼新住民大吃一驚,不知道原來在台灣有這麼多印尼社群、甚至有印尼空中大學的學習管道,彷彿也打開了一扇讓她向外探索的窗。
主流媒體關注的移工故事,不是極好的「勵志動人」,就是極壞的「可憐坎坷」,總在光譜兩端,但婉琦筆下的她與他,卻是再平凡不過的人們。她發覺自己之所以對移工的日常感興趣,「可能因為我的生活也就是這樣,我也是個普通人」,婉琦靦腆地說,「所謂的議題,其實也就是一群人的煩惱,我感興趣的也就是普通的事啊」。
婉琦分享,她認識一位叫達莉的印尼看護,在台灣照顧過3任雇主阿嬤。靠著《戲說台灣》和八點檔,達莉的台語比國語還「輾轉(台語流利的意思)」,和最後一位雇主感情特別好。
阿嬤很喜歡帶達莉一起到活動中心跳土風舞,遇到鄰長伯母不願意外國人加入時,阿嬤還會替她跟對方吵架。後來阿嬤癌症末期沒體力,達莉還是會帶她出門,讓阿嬤在一旁看自己跳舞同樂,也陪她到生命最後一刻。現在達莉回到印尼後,依舊很喜歡「鳳梨苦瓜雞」,那是她和阿嬤每週都要吃的料理之一。
還有另外兩位從小看台版《流星花園》長大的印尼「杉菜」蒂蒂和伊達。婉琦回憶,蒂蒂告訴自己,《流星花園》是她學會的第一句中文,甚至把這4個字刻在房間門片上。會選擇來台工作,也是因為「對台灣有感覺」,幻想有天能在路上巧遇劇中演員言承旭或朱孝天。
只是伊達來台第一份工作就抽到「金馬獎」,被安排到離島馬祖的民宿,得4點起床煮早餐給民宿客人吃,獨自洗衣、清掃、曬床單,晚上9點才下班。在這裡沒有「道明寺」等她,只有大頭兵在街上踏步行經民宿時,把口號「一二、一二」,改成「伊達早、伊達早」。
日復一日吹著海風,當伊達終於稍微適應冬天得穿6件衣服的馬祖時,附近工作的印尼姊姊告訴她,「言承旭來馬祖拍電影了」。一天下班,伊達在海邊散步時,看到了言承旭在遠方跑步,她沒有靠近,只是遠遠地看著就已滿足。婉琦說,往後伊達每逢台灣朋友,總是喜歡提起這段美麗的馬祖插曲。
「我的日常也是這樣普普通通的感受,看到可愛的事笑一下,隔天可能就會忘記,得去煩惱新的事情」,婉琦甜甜的笑著。
小時候,婉琦曾覺得移工「危險」,後來覺得他們「可憐」,到台北生活後,當朋友們帶著她去台灣各地移工的家裡,手把手帶著她做田野調查,她才發現,原來「可憐」只是一種標籤,「身而為人,本來就有很多種樣子」。
有天婉綺突發奇想,跑去廟裡問神明:「人為什麼會在另一個人身上貼標籤?」神明爺爺透過乩身告訴她:「那個就是觀察不徹底。因為你在哪個階層,就只觀察到哪個角度。而你只觀察到這一批生活上有缺點的,也只是團體的小部分而已。」
這幾年,婉綺走進移工的日常裡,觀察那些普通、簡單的生活時,偶爾也會瞥見自己的身影。就像英塔利告訴她,自己打電話給兒女時,對方總會說:「我在忙,在搭車,等等打給你」,然後電話再也沒響起,婉琦當下懊惱的在心底直呼:「啊,那是我」、「我就是那個沒有回電給媽媽的女兒」。回歸個人與生活,其實我們跟移工根本沒有差異。
長期耕耘移工、勞動領域的作家顧玉玲講過一段話,讓婉琦難忘。顧玉玲說,同理心其實是一個幌子,她真正相信的是好奇心,「大家都可以說自己有同理心,但人們的生活還是兩條平行線,但如果擁有好奇心,平行線就會有交會的可能」。
確實,要深入觀察的契機,就是「好奇」。
婉琦常在移工表演場域或演講時遇見一些長輩,看似政治不正確、帶有偏見地說:「那些外勞為什麼不去上班,在這邊跳舞?」但當她再繼續和他們談話下去,會發現,他們是真誠的對這群移工朋友感到好奇,追問著:「所以他們的服裝是哪裡來的?這是什麼舞?」
出書後,今年婉琦回家過年時,也發現不善直接表達關心的爸爸,除了政論節目外,竟開始看以新住民為主題的連續劇《飄洋過海來愛你》,還靦腆用台語對女兒說:「這個真趣味,是在說越南外配的生活,什麼時候會再重播?」
她本來也認為,使用「移工」、「新住民」形容來台的外籍勞動者和配偶,會比「外勞」、「外配」更有禮貌。
不過婉琦最近改觀了,「語言是為了溝通、名詞總是中性的,重要的是說話的時候,心裡面想的是什麼。如果是帶著善意,這樣就可以了」,期待每顆好奇心,把平行世界的人們溫柔地拉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