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級警戒的高雄,白天陽光炙熱,不下雨的日子,氣溫飆高到35度以上,一出門,沒有兩分鐘,立刻汗水直落,口罩戴著,不太能順暢呼吸,南居的舞蹈家周書毅,每天直到傍晚或入夜,才戴起口罩出門散步。
「南方,真的很難。」周書毅說。
天熱戴不住口罩的「難」,是南方的命定,但這個「難」還只是其中之一。
拿過台新大獎的周書毅,2020年開始成為衛武營駐地藝術家,為期3年。帶了簡單家當,租了房子,周書毅就這樣在高雄安居落戶,是「駐地」而非「駐館」,「駐地」彷彿是一種承諾,承諾他將深入在地,創造藝術與生活、劇場與社會之間更多的連結。
過去一年,周書毅都在衛武營場館內外周邊發展舞作,與市民交流,他先推出「從劇場出發」計畫,走入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讓民眾透過程式拍下自己的舞蹈影像,置入衛武營劇場的5種場景,體驗舞蹈與創作的樂趣。他也從衛武營場館跳到旁邊的都會公園,讓民眾自然而然接觸舞蹈。
周書毅清楚,南部的舞蹈環境有太多可以施力的空間,這裡仍如一片尚未大量耕植的沃土,等待開發與灌溉,他一直與地方、學校交流溝通,找出這裡可以接受的舞蹈推展切點,這個「難」是其二。
而現在,疫情來了,如獸般嘶吼,一切嘎然而止。人們避免群聚,交流,接觸,場館閉館,只剩下光影流動。這一停,可不像玩著「一二三木頭人」,只要當鬼的撇過頭去喊「1、2、3」,其他人就可以假裝無事般開心走跳。
「藝文界從去年到現在一直都處於這種不安的狀態。」周書毅說,場館去年就已經短暫停擺過一次,但很快復甦,只是現在這一波,撼動的力道更甚。
周書毅算幸運,「阿忠與我」剛結束演出,他正在沉澱之中,後面的工作也還繼續籌備,周書毅說,現在就是要穩定自己的節奏,讓自己儘可能規律,「我覺得人們對於疾病或是之後的經濟狀況,都會感到未知的恐懼,這些都是生命的挑戰。盡可能看遠一點,不要一直去看此刻不能做甚麼,而是下一步我們可以做甚麼。」
周書毅說,打開電視,都不是太好太正面的消息,不知道看不見的病毒究竟是如何進入身體裡,「不要說台灣,看到國際新聞像印度疫情,也會讓人很絕望,但是再多的不安、焦慮、懷疑跟猜測也沒有用,找到『當下』、『此刻』的生活節奏是我們唯一可以掌握的。」
周書毅說,可以確定的是,病毒不會消失,人們也要學會和病毒和平共處。
對藝術家來說,不能表演跟創作,就等同生命的停擺,周書毅說,創作需要群聚,需要溝通,大家可以試著轉從線上討論,大家去想如何找到可以交流的管道,「更重要的是,面對生存,自己要能創造更多新的模式,要更有創造力,繼續累積力量,把自己準備好,才能去你想去的地方;把自己準備好,就會有路可走,就算是難走的路,也會是一條路。」
接近20歲那時,周書毅開始吃素,疫情期間,飲食更容易準備,冰箱就是豆腐,青菜,簡單就是一餐。周書毅說,不能自由外出,經濟支出減低,他就自己煮飯。他也在家裡練基本功,在固定的空間持續保持每日身體的訓練,還有心靈的想像。
「想像就是在心靈中呈現的事物,這個心靈印象並非實際的存在物,想像是一種戲法、是一種魔法,想像者到心中會出現新的圖像。」周書毅認為,「真實」的事物與「想像」事物絕非區隔的兩個世界,兩者一直在互通有無、改變彼此。
不安的時候,那就看看書吧。周書毅推薦了手邊正在閱讀,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未來城市》。
周書毅說,作者也是建築學者多伯拉茲克認為,今日城市生活被氣候變遷、人口過剩、社群分化、跨域爭奪等後現代的多重威脅籠罩。面對不確定的將來,「想像力」也許是能夠幫助人們理解未來晦澀圖像的可行工具。
周書毅說,書中把各方建築師、藝術家、小說家、電影導演等等對於城市的想像匯聚一堂,相互參照,像書中提到1982年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裡面的場景,在數十年之後真正成為地球上出現的實景,這就是想像的力量。
過去做過「看得見的城市」,周書毅藉由寫實與非寫實的城市錄像、光線、聲音與舞台空間,探討都市更新與時代快速變遷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企圖探尋人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什麼樣的速度生活著?又或者是,有什麼看不見的權力關係隱藏在這個城市底下?
「現在也許是時候。」周書毅說,該來想想甚麼是「看不見的城市」,甚至5年後的未來劇場可能會是甚麼。未來城市也許都在地底下,或者天上。那,還會需要藝術嗎?周書毅的回答毫無猶豫,「再困難的時刻都需要藝術,那怕只是唱一首歌,跳一隻舞,藝術不會消失,而回到單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