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作家教我的事──超越語言的美是共鳴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訪問《美茵河畔思索德國》、《萊茵河哲學咖啡館》的外交官作者蔡慶樺，他提起德國作家歌德曾說：沒有學過外語，沒有辦法真正認識母語。語言於他，是溝通兩地、兩種文化，進行不同哲學思考的橋梁。

語言作為載體，利用文字給人一種想像，透過交談交換彼此的生命經驗，可以跨越地域、種族、文化無形的線，美好、神秘又迷人，卻也讓人摸不著頭緒，進而賦予它無限的可能。

像小說賣出百萬冊的《偷書賊》作者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談創作，就是建構一個圖像，以代表他的方式，讓讀者感受既獨特又熟悉的畫面。

這些圖像可能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不行，出現一個字不適合，圖像在讀者腦海中的畫面就不對了；朱薩克要找到最完美的排列組合，排出最完美的畫面；即便是一個標點符號，放在什麼位置都有它的意義。

文字於他，是用生活中的細微片刻跟細節去幻化、去建構一個屬於他與讀者間的秘密基地，分享只屬於他們的世界觀。

抑或是「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中，由12位80世代「七年級生」作家寫下的101篇故事，回顧一整世紀台灣文學。主編李時雍說，這些故事是他那個世代回應台灣文學的最好註解，透過他們的眼，紀錄當下文學的歷史，也銘刻這個世代生命經驗的過程。創作之於他，是透過故事與他人溝通，時間軸貫穿一世紀以來，去寫下徘徊著的文學者們思考與困惑身影。

不過，跳脫於語言之外，文字、書寫、對話又剩下什麼，語言作為工具，是否有任何事物是在載體之上，不需要它而存在的？

想起去年住在法國鄉下那幾天。當時為參加波爾多紅酒馬拉松，住在路跑起點附近的民宿，省去市區到鄉間的奔波。民宿主人克勞蒂是個年約七旬的老奶奶，住鄉間四十餘載，一人一狗加上小屋，那畫面像極了風景畫。她把老房子空出一半供旅人休憩，另一半用來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異鄉人。

夕陽還火紅地沒要休息般，在艷麗晚霞裡見到克勞蒂奶奶，面容友善但有點距離感，不慍不火介紹完房間，確定隔天不用早餐並給了鑰匙，叮囑一些該遵守的瑣事。

少見的亞洲面孔來參加扮裝出名的紅酒馬，克勞蒂奶奶打趣問我與朋友的裝扮，喊聲加油後，就開著小車揚長而去；語氣乾脆、不拖泥帶水也不多一丁點寒暄。住宿的兩天裡，我倆都不曾交談，恰如法國人對外人冷漠的既定印象。

法國波爾多郊區的民宿（陳政偉攝）

第一晚，鄉下舉目漆黑，半夜想找熱水，年老失修的樓梯咿呀作響令人作窘。吵醒已休息的克勞蒂奶奶，她面無表情地指著旅客用小客廳，我尷尬致歉後摀著發紅的臉回房──再次交手還是敗陣。

馬拉松結束隔天一早，準備離開波爾多，終於可以好好享用早餐，也是與克勞蒂奶奶的第三度「對戰」。意外地，在朋友尚未遺忘殆盡的法文助攻下，老奶奶竟顯露出這幾天不曾見到的溫暖笑容。攀談中，咖啡、麵包、溫熱的牛奶未曾停過，她熱情化融在一來一往的笑談間，原來的冷可能是語言不通的澹然。

由於民宿地點偏僻，我們是入住的第一組台灣人，老奶奶表示從未去過亞洲，興奮問起台灣種種。交換一些地理、政經的訊息後，提到同婚平權時說，法國通過同性相關法律已久，習以為常。

她輕描淡寫地說，也沒什麼，都是人啊。在愛面前，什麼都顯得自然。如果不是窗外景色仍是綠得彷彿沒有盡頭，總錯覺自己身在巴黎街頭，與見多識廣的老嫗深談。

若說心遠地自偏，但世居離城市偏遠的人們，心也許根本不遠，或許跟人心更靠近。有距離的美，才舒服自適。語言、文字之於克勞蒂奶奶，是溝通的澹然，對事物領略於心，她的溫暖，以極少的語彙，與台灣越洋來到法國鄉間的我們有了交集。關於愛，人類似乎都有共鳴。

思緒回到書展，自然書寫作家吳明益在「沉默之聲：關於自然書寫的演化（二）」演講提到，「作家應該把寫作當生命去投入，而不是把生命過程拿來寫作。」他苦口婆心，「在小說中，虛構是很個重要的層面，但很多真實的東西，寫到小說裡也很有文學張力。」

這些話醍醐灌頂，若說寫作，需要語言、文字來展現作品的厚度。那，一段生命經歷的展現，對於懂得領會的人，便也會是創作。

這些作家教我的事，文學即生活。於我，克勞蒂奶奶就是一首詩的存在，用心記下，然後在某一天自然地流出筆尖。在訪問構築的日常中，能紀錄到這樣溫暖片刻，是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