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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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史、與建築有關的記述或各種展覽中,主旋律幾乎都是已完工的建築本身,人們研究、拆解、讚嘆一座建築,卻甚少在意建造過程中的工地是何樣貌。
然而工地並非沒有探索或欣賞的價值,比起完工建築在不受外力破壞的情況下通常能夠長存,工地可謂短暫即逝,文化上最知名也最常成為藝術符號的工地,當屬巴別塔。
在聖經舊約「創世紀」中,說著同一種語言的人類意圖建造一座可以通天的巴別塔,耶和華把人類的語言打亂後,人們彼此難以溝通,因而無法完成這座塔,在各種藝術表現中,巴別塔就成了一座永恆的工地。
對於巴別塔的解讀,有一說是人類傲慢的象徵,也有一說是理解為多元文化的起源,說著不同語言的人類四散,各自發展出不同文明。
從這個角度來看,工地不像完工建築已經定型固化,而是充滿可能性及活力;工地也不只是一項建築計畫的某一階段,而可視為人類活動的劇場。
舉例來說,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工地非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聖家堂莫屬,這座曠世傑作建造時間已逾百年,每天在全球遊客的仰望目光中,彷彿活物般一點一滴成長,比起完工建築,別有一番欣賞樂趣。
巴黎建築及遺產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以「工地的藝術」為主題,整理16世紀到21世紀人類與工地的歷史,要探討的不是工地本身,而是工地做為社會變遷的觀察場域,以及對藝術的啟發。
策展人或許不敢號稱這項展覽是首創,但毫無疑問地,以此為題的展覽相當少見。
在社會意義上,尤其是政治領域,建築往往被當作政治人物的印記,或一種給予社會暗示的宣傳工具,畢竟任何政策都可能被推翻,建築才有機會留下長久的痕跡。
循此脈絡,古有法國皇帝拿破崙(Napoléon)擴建羅浮宮,展示他征戰歐洲搜羅而來的藝術品,畫家庫德(Auguste Couder)的作品「拿破崙視察羅浮宮階梯」因而帶有一點炫耀意味。
近代有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拿著鐵鍬替帝國廣場大道(Via dei Fori)動工、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巡視阿爾卑斯德國大道闢路工程的照片,除了彰顯權力,還有營造形象的用意。
再近一點,則有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érand)在反對聲浪中,堅持請建築師貝聿銘在羅浮宮前興建玻璃金字塔,密特朗當時戴著安全頭盔出現在工地檢視玻璃品質的照片見諸媒體,體現他必要時不惜獨排眾議的政治性格。
政治人物到工地一遊,只要現身片刻即達到目的,工人才是工地的真正主角,在不同年代,他們有時被視為克服困難的英雄,有時是受資方壓迫的勞苦大眾。
19世紀之前,人們在建築上追求技術和結果,要蓋得更高、更好、更快,工人的整體面貌相對模糊;19世紀下半葉,工人陸續對自己的權益覺醒,開始爭取工時、薪資、安全上的福利,並學會團結組織罷工,同時機器逐漸取代部分人力,社會急劇轉變,藝術家和作家常以工地或工人為創作題材,透過插圖、繪畫、攝影等方式呈現。
尤其19世紀末,建築業成為罷工及抗爭等社會衝突頻繁發生的場域,畫家魯斯(Maximilien Luce)、插畫家史坦倫(Theophile-Alexandre Steinlen)及葛宏如安(Jules Grandjouan)等人不約而同以工地為題材,透過藝術來支持工人運動。
這些作品,有的直指資本主義對基層工人的剝削,有的讚頌勞動者的不懈不屈,勞工雖有百百款,但建築工地是相關創作最常見的背景之一,因為比起街頭或工廠,人們從平地造出高塔的過程,象徵了負重而行、追求更美好未來的進行式。
工地具有Work in Progress(施工中)的「過渡」特質,20世紀的前衛建築設計師從中獲得靈感,如普萊斯(Cedric Price)、庫克(Peter Cook)、佛里曼(Yona Friedman)等人的可動式建築,打破定型的框架,能依使用者需要而做部分硬體調整。
在法語中,人們慣用「這是個什麼工地!」(Quel chantier!)的感嘆句來形容一團混亂的場景。許多人眼裡的工地只是塵土、噪音的集合地,巴黎建築及遺產城卻透過富有巧思的展覽,展現工地做為文化和社會場域的觀察價值。
【主照:潘彤兄弟工作室(Atelier Pinton Frères)編織毯作品「建築工與蘆薈」(Les Constructeurs à l’aloès)(1960),曾依璇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