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間能倒流 文革中父親的身影

大陸文革專題之3（中央社記者周慧盈、邱國強台北15日電）1966年初秋，少年楊安在串聯途中順道回家探視，意外見到早被打為右派的父親在自家巷口低頭掃街，身旁放著象徵「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驚懼恍惚中，楊安不敢上前相認，卻未料這是父親中風昏迷前父子最後一次「相會」。

走過50個年頭，當年17歲的少年早已歷經人生風雨、看盡世事，卻始終放不下一生敬之愛之的父親病倒前的最後身影。那個初秋清晨阻擋楊安走向父親的，是如同狂濤巨浪正吞噬著大陸社會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老子英雄兒好漢

身為右派分子的孩子，文革後出現的一幅「對聯」當年深深刺痛了楊安年輕而敏感的心靈。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對聯來自一名出身中共高幹子弟的紅衛兵之手，一路從北京大學鋪天蓋地擴散到全大陸的校園和街頭。楊安在家鄉湖南看到這幅引發「血統論」爭辯的對聯時，心情不由自主地直往下墜。

文革發動50週年前夕，楊安在北京住所接受中央社採訪小組專訪時，仍鮮明地記得當時的感受。

「這幅對聯對當時青少年的我觸動非常大。我的父親在他們眼裡是『反動』的，那我就是『混蛋』了。我感覺什麼前途都沒有了。」

17歲正是追夢的年齡，對未來充滿了想像。這幅對聯卻儼然提前對楊安的人生做了宣判。

楊安說：「他們提出的這個口號，講心裡話，是非常恐怖的。因為前面（中共建政以來歷次的政治鬥爭）是對這批人父輩的鬥爭，包括鎮壓、鬥爭、戴帽子。現在要延續到他們的後代子孫了，讓後代子孫永世不得翻身。」

「做為我這個家庭背景的人來說，我非常震驚，也非常恐懼，當然也非常的憤怒、不平。」

嚴酷的階級劃分，讓自卑的楊安對前途感到灰暗、無望。但真正的恐懼卻是源自於瀰漫整個中國社會的暴力，特別是家中遭逢的橫禍。

文革初期，為了全面動員年輕人參與這場政治運動，時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鼓動紅衛兵和學生「串聯」，從各地到一些大城市學習和交換鬥爭經驗。眼看著同學一批批都去串聯了，家庭成分（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楊安直到最後才鼓起勇氣從學校所在的長沙市前往廣州串聯。

父親的身影

楊安選擇廣州做為串聯目的地，是因為途中可經過家鄉衡陽。他聽說右派的父親被批鬥，盤算著串聯途中可順道回家探視，卻沒有心理準備自己心目中形象高大的父親竟帶著象徵「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低垂著頭在家門巷口掃地。

滿懷期待見到慈父的楊安一時之間無法承受眼前的現實。太多複雜的情緒讓這個17歲少年遲疑中不敢上前，最後掉頭轉身逃離家的方向。

半個世紀過去了，回憶當年家門口一幕，楊安無限自責與悔恨。那天之後不久，楊安的父親在一次紅衛兵學生上門抄家時被揪著頭往牆上一陣亂撞，導致腦溢血中風癱瘓。從此直到離世前的4年餘，再也不能開口說一句話，再也無法跟至親家人有任何交流。

楊安的父親楊曉麓出身官宦世家和書香門第，曾在大學任教，對日抗戰時為文官，抗戰勝利後歷任衡陽市參議會議長、衡陽市市長。中共建政後，楊曉麓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1979年獲改正，恢復名譽。

文革全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發動實為内部政治權力争鬥的文革運動，在慘烈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當時約有總人口的1/9、共1億人口被整肅、批鬥或下放農村。

期間難以估計的家庭橫遭劫難，楊安與家人的經歷只是其中之一。那些生離死別的故事各有外人難以體會的血與淚，是文革一代人的記憶，也深深地影響了文革世代和後世中國。

串聯到廣州

火車抵達廣州時，一出車站，街上一串串用繩子牽著綑著、戴著高帽子遊街的「黑五類」瞬間引起了楊安的注意，其中一名非常瘦小的老太太更讓他至今記憶猶新。

「她身上淋滿墨汁，全身上下只剩眼睛和牙齒還剩一點白光。他們把她弄得像個『黑鬼』一樣，好恐怖。」

「黑五類」是文革時期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種政治背景人群的統稱，合稱「地富反壞右」。廣州街頭鬥爭黑五類的暴力場面，讓右派分子後代的楊安既不安又震撼。

而這樣的場景，又何只發生在廣州或楊安的家庭。

文革自1966年5月發動到1976年10月結束，10年間，各種形式的暴力事件遍布全中國大陸城市和農村，其中許多屬於私刑性質，受害和傷亡人數難以統計，期間死亡的人數包括200萬到2000萬等不同版本。

不勝枚舉的暴力形式則遠遠超過平常人的想像力。據大陸網上流傳的一個例子，紅衛兵在北京崇文門對一名「地主婆」抄家時，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瓶熱開水從她的脖領灌下去，直到身上的肉被燙熟。

楊安說：「當時全國都彌漫著這種暴力的氣氛，那種群眾批鬥根本沒有法治的，人性的惡全部都被釋放出來。社會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國家非常的亂。」

「這些事情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都是他發動的，始終在他的操控之中。」

文革初期，以中學生為主的紅衛兵學生在全大陸掀起了一場接一場似乎永無休止、狂暴而無理性的批鬥和攻擊，首當其衝的是學校師長。許多老師不堪身心雙重摧殘而自殺，也不少老師精神失常或致殘，還有老師終身都無法擺脫被殘忍批鬥的陰影。

在被稱為「紅八月」的文革第一年八月間，紅衛兵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

楊安當年因為家庭政治背景而不能成為紅衛兵，但他年輕的心靈也渴望打破舊有的一切，「我當年的觀點是造反派，我是願意把舊世界砸掉的。」

舊世界有許多胡作非為的當權派官員。楊安說：「把騎在大家頭上耀武揚威的那些人做的事全用大字報揭發出來，好過癮啊那時候。」

深刻掌握年輕人心態的毛澤東在文革中充分利用了年輕人。楊安分析：「學生相對無知，很容易煽動，而且沒有家小、沒有負擔，只有衝勁。」

他說：「這場運動實際上是『由上而下』發動的，（毛澤東）用當時語境的語言來煽動，而且煽動性蠻強的。」

年輕人原就容易煽動，加上多年來的洗腦和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楊安回憶：「那時在全中國，很少有人對毛澤東有所懷疑，就是全民愚忠、全民崇拜。」

「這個洗腦是非常厲害的。整個國家只有幾本書，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再加上馬列的書（馬克思、列寧）。馬列的書你可以讀啊，但是沒有發給大家，要自己去買，大部分人也看不懂。全國就是他（毛澤東）一個人的書。」

文革時期，中國大陸書店裡清一色只有毛澤東著作；文革前5年，大陸共出版逾40億冊毛澤東著作。每人每天都要集體誦讀「小紅書（毛語錄）」，還要向毛澤東「早請示、晚匯報」、「向毛主席表忠誠」。

半個世紀的時間改變了許多事。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曾因前途而不安的楊安重拾了因文革中斷的學業；大學畢業後，先是從事與美術專業相關的工作，之後在浪潮中下海經商，為家人打造了安穩的經濟基礎。

只是，無論再長時間，生命中總有些人、有些事，總是難以忘記。50個春夏秋冬轉眼過去，年少時從父親身邊逃開的往事，仍深深困在楊安內心深處。

他說：「一直到今天，這件事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痛苦。因為那次以後，我見到的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聽到我們對他說的話。」

當年的怯懦，主要源於恐懼。「文革中那種恐懼，確實對人的傷害太大了，尤其是我們10幾歲的孩子，那種恐懼感之下很擔心自己出事情，所以說話、做事都很謹慎。」

如果時間能倒流，楊安希望17歲的自己能勇敢走上前喊一聲爸爸；但是時間不可能倒流，今天的楊安只能盼望50年前的悲劇不會再重演，「一定要讓人真正認識文革之惡、文革之害、文革之禍，讓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解文革，讓錯誤的文革真正走入歷史。」10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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