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江南罵得更兇、內容更勁爆 蔣經國如何看待孫家麒出書【書摘】
（中央社網站）1984年發生的「江南案」震驚台美，故總統蔣經國之子蔣孝武被影射牽連其中，促使蔣經國明確宣示「蔣家後人不會接班」，是台灣民主化重要的一章。蔣經國晚年健康欠佳，日記只寫到1979年，80年代的多起重大政治社會案件已無法從日記看到他的想法。一說「江南案」緣起於劉宜良撰寫的《蔣經國傳》，其實60年代就有一件類似的出版案件，國安人員建議「制裁」作者孫家麒，歷史學者林孝庭在蔣經國日記中找到他當時的應對思維⋯⋯。中央社取得授權刊載部分內容。
主持國政仍抓牢情報
1960年夏天，此時蔣經國奉命主導軍情特務工作已10年，他曾有一段深刻感想與心得總結，認為「情報」乃從事此項工作者「人格、智慧、經驗」的集體創作，絕非一般人所認為的「黑工作」；它是一門科學，但又不是一種確切的科學，情報工作不但需要處理具體事件，又必須明瞭人性的妄想與變幻不定的意志。
蔣經國也體認到，「情報」的用途是預先告警、消除危機，而正正當當的情報工作絕不需要轟動社會或者公諸於世，他的結論是：「情報工作必須不斷改善，否則即無法減少判斷之錯誤，因為錯誤是無法避免的，無論處於任何的情況之下，必須要有客觀無我的態度，來謹慎地尋求事實，分析事實。」
當蔣經國對情報業務的掌握到了爐火純青地步之時，卻也是他逐步離開這個領域的時候。1963年底，副總統陳誠因肝病惡化辭去行政院長兼職，由財經技術官僚出身的嚴家淦繼任院長，1965年3月陳誠病逝後，蔣經國在權力接班路上已無太大障礙，在此情況下，他若以領袖之子的身分繼續掌管特務工作，而任由他人在背後繼續指點，讓「秘密警察頭子」惡名繼續如影隨行，這對其公眾形象絕非好事。
1964年春，蔣經國出任國防部副部長，在10個月後接替俞大維擔任部長，標誌著他在接班路上邁出了一大步，從操縱特工的深色幃幕裡走出來，名正言順地處理國家的國防大計，並接受民意機關的洗禮與輿論的檢視。雖然軍事情報、敵後工作與政工業務仍屬國防部整體業務的一環，然而除了需要其本人拍板決定的重大議題外，他對例行工作的直接介入已逐漸減少。
從1965年出任國防部長起，經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的職位，到1978年春天繼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在父親的庇蔭下一步步攀上權力的最高峰，20餘年來他長時間浸淫於軍事情報、國安、敵後與政工所養成的濃厚「特務性格」，對其主掌國政帶來何種影響？華府決策圈普遍認為小蔣早年在這些領域的歷練，確實有助於他在父親健康不佳之後的權力轉移過程中如魚得水。
蔣主持國政後，依然如遷台初期初掌情報工作一樣，對各方面的情資報告異常重視，國家安全局隨時將國民黨內外政治人物活動的情形與私下談話內容向他匯報；據中方解密文件揭示，70年代他所關切與情蒐的對象，包括國民黨內CC派要員胡健中、齊世英、梁肅戎、程滄波等人的動態，以及不斷在茁壯的「黨外」勢力，1978年春天他就任總統之前，自嘆每天在辦公室裡不知「批閱了多少令人憤怒和擔憂的情報」，而他只能以「忍字」來面對各方面的挑戰。
蔣經國的日記只寫到1979年底為止，吾人很難知悉他對80年代許多重大政治案件的內心想法。1984年秋天發生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的「江南案」，被視為推倒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第一張骨牌。筆名「江南」的劉宜良早年就讀政工幹校，離開部隊後曾任記者，後來移民美國，成為一名作家與政評家，該年10月15日劉在自宅遭台北情報局所僱用的竹聯幫黑道份子槍殺身亡，國府情治首長介入此案的內情曝光後，引發台、美關係空前的緊張。
多年來，傳聞情報部門刺殺劉宜良的動機之一是劉所撰寫的《蔣經國傳》在修訂增補後即將出版，同時他還完成了另一部《吳國楨傳》（一說《宋美齡傳》），這些作品的內容出現大量對兩蔣父子形象極端不利的描述，因而引來殺身之禍；坊間也傳聞蔣經國二公子蔣孝武曾介入此案，目的在替父親出一口氣，更有謂劉是情報局運用人員，將他暗殺頗有「教訓叛徒」之用意。此案最後以國府逮捕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並將竹聯幫凶手判刑監禁而落幕，然而對中華民國政府國際形象與台、美關係的傷害，已無可挽回。案發後蔣經國曾去信人在紐約的宋美齡，稱情報首長涉入此案「令人駭異痛心」，也因用人不當而深感內疚。至於蔣究竟是否會因劉宜良的寫作與出版，而指使手下報復，令人好奇。
與江南案相似的孫家麒案
事實上，一段與「江南案」頗類似的秘辛，早在1961年即已悄悄上演。該年秋天，曾在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任職，後轉往國民黨中央主管敵情研究、保防與心戰業務第六組（中六組）服務的孫家麒，在派駐香港期間因與上司不睦而升遷不順，故決定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孫某離開中六組之後留在香港，完成一本20餘萬字的書稿《蔣經國竊國內幕》，內容專事攻訐小蔣，涉及孫立人案、雷震案、國民黨箝制輿論與排除異己等議題，他還以主其事者的身分，把1949年以後蔣經國整頓情治系統等內幕和盤托出。
細讀該書內容，其對兩蔣父子的攻擊火力與勁爆程度，遠勝於十多年後劉宜良所撰寫的《蔣經國傳》，孫對老蔣治理台灣的5大批評有：最拙劣的演說家、最顢頇的行政官、最自私的當國者、最低能的軍事家、最玩法的獨裁者，而他對小蔣部署「竊國陰謀」的幾大罪狀指控則包括：竊奪軍權、建立地下小朝廷、操縱黨務、控制青年、箝制輿論、挾天子以令諸侯等。在威權統治時期，此類言論尺度顯然已超過國民黨的紅線。
此書於香港出版前，孫家麒曾向台北勒索5萬美元「封口費」，並要求24小時內先交1萬美元。孫對友人說，他本人對蔣經國沒有惡感，但為了賺錢，不得不借蔣之名而攻擊之，冤枉也只好冤枉他了。小蔣聞後憤恨不已，然而當孫的老上司、國民黨中六組組長陳建中提議對「叛徒」動手處置時，他堅決反對，擔心在海外惹出禍來，最後竟任由該書在香港出版流通。
兩年後孫家麒變本加厲，又出了《蔣經國何去何從》，並對小蔣進行新一輪毀謗侮辱，當國安單位再次呈報要求動手制裁「自己人」時，小蔣又加以否決，自記：「此一叛逆之行為，固然可惡，但我仍不同意安全局要求對於此逆加以制裁之意見，不值得也，此種賊子必將自斃而無疑，何必要我們來動手？」這段發生在60年代鮮為人知的插曲，或許可以讓我們對晚年蔣經國如何看待劉宜良的寫作出版，以及他是否會下令以激烈手段對付之，得出一些心得。（書摘由遠足文化授權，小標為中央社所加）（編輯：趙敏雅）1100427
書名：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
作者：林孝庭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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