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言論自由離港來台 李怡完成最後人生

（中央社記者張若瑤台北29日電）香港資深時評家李怡一生追求言論自由，1年多前香港國安法施行後，他選擇遠走台灣，「離開是完成最後的人生」。李怡錄製中央社Podcast「空中小客廳」，提及身為媒體人曾面對的抉擇與始終不變的堅持。

自1956年開啟寫作與編輯生涯的李怡，從事新聞工作至今超過一甲子，在1970年創辦雜誌「七十年代」，初始他的思想雖然向左傾，卻在1972年便關注台灣反威權爭民主等相關運動，刊登一系列黨外抗爭事件。

「七十年代」在1979年因報導「魏京生案」和「鄧小平反民主」，被禁止銷往中國，李怡遂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觀念上漸行漸遠。2年後，他因刊登教授徐復觀（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和教授勞思光（哲學家，被譽為香港人文三老）的專訪，惹怒當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導致他出手欲徹底搞垮「七十年代」。李怡於是脫離左派，也將他所創辦的「天地圖書」出版社的管理權交出。

「我辦的雜誌都是以報導事實為主。」但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現實，卻不允許李怡這樣做，「左派的報刊有3條規矩，第一是站在黨的立場，第二是在這立場上寫觀點，第三是寫作的方法」。受限的程度越來越大，讓李怡覺得，若希望忠於自己，做獨立媒體，就只能改變。

徐復觀臨終前，從台北台大醫院打電話給人在香港的李怡，重複問他：「『七十年代』怎麼樣了啊？」這句話對剛脫離左派的李怡而言，是鞭策的力量，「輿論要獨立而非中立，也不是各打50大板，媒體本來就是被利用的公器」。

而後，李怡因寫下「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一書，讓「七十年代」差點經營不下去，「七十年代」於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李怡也改變論述方向，開始反共。不過，1年過後，李怡卻迎來第一個大考驗，他收到從台灣寄來的「江南7封信」。

「明知道是國民黨情治機關給的，做為新聞工作者，收到可以怎麼辦？」李怡掙扎一番，還是決定將信件曝光，「江南（劉宜良）是我的好朋友，我真的不想等到這樣的信」。除了台灣官方的試探，中國也未放棄對李怡思想統戰。

關注台灣近20年，直到解嚴後的1988年，李怡才有機會踏上這塊滋養民主自由的土壤。往年藉由黨外人士文章所認識的台灣政府，在李怡印象中是極權且違反人權的，直到解除報禁，「整個社會有一種自由的氛圍，是台灣很重要的轉折點」。

「你發表江南的7封信，是不是被國民黨利用」、「有人因為訪問你，還在坐牢，你會替他們說話嗎？」李怡笑稱媒體犀利提問是找他算老帳，但李怡卻從這些問題中，感受到台灣人的思想活躍度。

2005年，李怡接受黎智英邀請擔任香港蘋果日報論壇版的主編，就徹底發揮了他不拒人於千里之外且保持獨立的性格，「黎智英找人向我暗示別採用本土派的文章，我照登不理他，黎智英不滿了，但沒拿我怎麼樣」。

李怡選稿的標準很簡單，就是文章好不好看，「徐鑄成（大公報記者、文匯報總主筆）告訴我，以前張季鸞（大公報主編）要求他們寫文章別重複人家講過的話，不是標奇立異，而是要有新意」。

容納不同的意見，能彰顯報紙的公信力，「如果這是歪理，自然會有人跳出來反駁」。李怡認為，若整個社會只剩下一種聲音，才是不健康的，「我一輩子只相信一件事，是自由；而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論自由」。不論寫書、寫雜誌或報紙專欄，李怡的堅持始終不變。

2個女兒各自旅居美國與加拿大，在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後，她們十分擔心李怡的安全，催促父親離開香港，「只要不坐牢，我覺得自己都可以寫」。直到施行國安法，李怡才不得不離開他生長的故鄉，「一旦人身安全有問題，就只能夠連根拔起」。

離開該往哪去呢？李怡一開始沒有方向，「年紀大了，需要朋友，台灣有很多老朋友可以聯絡。」在李怡眼中，台灣已經建立非常穩定的民主制度，「這是靠好幾代人付出生命所換來的」。李怡提醒台灣年輕人，不要忘記前人的犧牲，且須保持對自由的永恆警覺。

香港現在所面對的巨獸，是有錢有勢、財大氣粗的共產黨，它不僅是向香港伸手，也向世界伸手，「中國的特色是一闊臉就變 ，還有不見棺材不流淚」。歷史上以弱勝強的故事很多，李怡以「雞蛋扔在高牆上，每一顆都有自己的靈魂」，勉勵香港年輕人不要小看自己。

香港人為何不信任中國，又是什麼時候產生香港認同？這些內容將在29日「空中小客廳」（https://reurl.cc/n15qb1）節目播出，或可上中央社YouTube觀看全影音專訪（https://youtu.be/IMJ9A-8b7JU）。

中央社Podcast頻道「中央社好Pod」除了既有的每週3個節目「文化普拉斯」、「特派談新事」、「空中小客廳」外，在4月2日推出由知名作家劉克襄所主持的「搭火車回台灣」共12集，於每月的第1個週六上架。（編輯：張芷瑄）11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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