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過獎,當過評審,吳念真一路看著金馬獎成長,「對我來說,金馬獎就像是一場電影人的成果發表會。」吳念真說大家各自努力種菜耕耘了一年,每到金馬獎,大家都會從四面八方而來,齊聚一堂。來看看別人家種的菜種得好不好,大家互相欣賞,互相鼓勵,「成果發表會結束之後,得獎開心只有一天,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繼續作手上該做的事。」
在影視藝文圈超過40年,吳念真與金馬獎的緣分甚深,1981年第18屆金馬獎,吳念真以《同班同學》拿到最佳原著劇本獎,1984年第21屆金馬獎以《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拿到最佳原著劇本,1986年第23屆金馬獎,吳念真以《父子關係》拿到最佳改編劇本。
1987年第24屆金馬獎,吳念真以《桂花巷》拿到最佳電影插曲獎,1990年第27屆金馬獎,吳念真以《客途秋恨》獲最佳原著劇本獎,1992年第29屆金馬獎,吳念真再度以《無言的山丘》獲得最佳原著劇本獎。
獎項洋洋灑灑,但也有小小插曲。吳念真回憶,有一年電影「搭錯車」,電影公司只報了主題曲「一樣的月光」作曲者,漏報他是作詞者,「也不會遺憾,就是個陰錯陽差。」
吳念真非常喜歡金馬獎的感覺,「我在種西瓜,你在種茄子,到金馬獎大家把自己收成的東西拿出來,彼此互相看交換意見,就覺得好開心。」吳念真說,「其實作品好壞,大家心裡都有自己的丈量,別人講好不好,得不得獎,那個都是額外的。」
吳念真還記得因為典禮時間很長,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如果得獎感言太多,麥克風會毫不情留情地下降,「原來金馬獎就是30秒的榮耀,結束的時候大家還是要繼續工作,我很喜歡這句話,因為電影工作不是拚那一年的金馬獎,而是長長久久。」
金馬獎60年,吳念真歷經許多分水嶺,有時候重國家宣傳,所以愛國電影就容易得獎;時代走到公開公正,作品能得獎就是備受肯定。再來就希望金馬獎可以提升到全球高度,透過金馬獎讓國外的藝人或是媒體人有機會報導,把台灣介紹出去,開始邀約國際影星訪台,也鼓勵台灣電影參加國際影展,透過電影傳遞台灣的所思所想。
吳念真第一次是以《同班同學》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其實當時才剛寫劇本,我沒有覺得我會得獎,那一年我喜歡的反而是徐克的《夜來香》,因為是喜劇,很有意思。」吳念真說還是很開心,「因為那一年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金馬獎有獎金,而且還是十萬塊。」
吳念真還記得當時打電話給那時的未婚妻、現在的吳太太,還是岳父大人接的電話,「他平常很嚴肅,那時得獎感覺是一種肯定,好像我取得一種信用。後來結婚就是靠那十萬塊。」
電影劇本寫完了,電影公司就會繼續來問吳念真,「反正你會寫字,要不要順便寫個歌詞,會寫主題曲也是這樣來的。」吳念真說,也許是因為劇本自己寫的,更能了解劇情精神,寫歌詞也就能扣緊核心,《桂花巷》就是這樣來的,「想我一生的運命/親像風吹打斷線/隨風浮沈沒依偎/這山飄浪過彼山」,飄飄渺渺,無依無靠,道盡斷掌的女主角一生命運多舛、孤獨終老的一生寫照。
吳念真說有一年陳松勇頒發最佳剪接,結果玩了一個梗,「可能本來想可以比較輕鬆,於是頒獎的時候念到廖慶松名字時,大家就開始瘋狂鼓掌,結果陳松勇接下來說:『不是你!』現場突然變得很尷尬。」
吳念真也記得,當時全世界最有名的電影明星,一個是亞蘭德倫,一個是伊莉莎白泰勒,全都到了台灣,「那時很多外國人來台灣,真的感覺有把金馬獎帶到一個國際的高度,這是很正面的形象。」(文:趙靜瑜)
穿著量身定做的旗袍,踏上國父紀念館的紅毯。2020年,當時81歲的陳淑芳在第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兩度登台,先以《親愛的房客》獲得金馬女配角獎、再以《孤味》奪下金馬影后桂冠。這一夜刷新了金馬影史數項紀錄,包含「同屆主角及配角女性雙料得主」、「最年長最佳女主角得主」、「最年長最佳女配角得主」。
「金馬獎這麼折騰我這個老人家,80幾歲還要拿這麼重的獎座,但重歸重,我還是要抱緊緊。」從台語片、新電影拍到當代影視,陳淑芳出道超過一甲子,首度獲得金馬殊榮,在舞台上忍不住感嘆,台下所有人也起身為這歷史性的一刻鼓掌喝采。
回想輝煌燦爛的那一晚,陳淑芳活力依舊,記憶更是清晰,笑說當天恰好是姪子結婚宴席,為她留了一席座位寫著「金馬影后桌」,結果還真「擒馬」回家。不過讓她最難忘的還是典禮後被小弟臭罵一頓。
「姊,妳不應該,為什麼超時講6分鐘,還沒請大家坐下,還得2次,大家就站了12分鐘!」小弟氣噗噗的訓話著,陳淑芳睜著大大雙眼無辜回應:「台下黑壓壓一片,我不知道他們都站起來,根本看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會得獎,根本沒有準備講稿,我真的對不起台下的長輩、平輩、晚輩」。
陳淑芳透露,當時得完女配角後,心想怎麼也不可能再是她,從後台回到座位後就放鬆癱在莫子儀旁的椅子上。
沒想到,在影后頒獎部分,上屆得主楊雁雁打開信封竟念出她的名字,「嚇死我,但我姿勢又癱軟著動不了,還是許承傑導演跟鄭有傑導演一人一邊把我攙扶起來」,笑說如果回看影片,會發現她真的起不來,更不斷哀嚎著「我不敢上去」,被《孤味》導演許承傑、製作人徐若瑄哄上台。
「我在台上講什麼,我都不知道」,腦海裡只牢記弟弟千叮囑、萬叮囑一句話:「萬一妳真的得獎,不管哪一個獎,得到的話,一定要說不會漲價,一句話也要演,不然妳沒有戲演」,但更真情流露地是期望台灣影視工作環境越來越好,感謝投資者支持國片,「台灣的演員、導演、攝影都非常好,拜託不要流失他們,讓他們留在台灣拍片」。
被視為「華語電影孵化搖籃」的金馬獎,今年走到第60屆,陳淑芳認為它有如孕婦般,孕育著幕前幕後、喜愛著影視工作的朋友們,被金馬媽媽呵護栽培著,期待能讓台灣的優秀作品走進世界,「台灣演藝圈很特殊,電視也好、電影也好,甚至舞台劇,我們都是多元化的,希望能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演員是一流的」。
演員是陳淑芳一輩子的夢想志業,也是唯一的職業。當年離開家鄉九份瑞芳去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表演,讓疼愛她的阿公一度不諒解,認為演員是貶義的「戲子」,陳淑芳只能騙他是要去學當導演,這麼多年過去,「騎走這兩匹馬,最大的驕傲是對阿公有交代了」,用台語可愛地喊著:「阿公,我有交代了啦!」
對她來說,這兩座金馬獎更是份承諾,「我必須做一個模範給大家看,有責任,不能亂七八糟,要更正直、處處小心」。(文:葉冠吟)
談到金馬獎,不只是頒獎典禮跟入圍名單,金馬影展更是許多文青認識電影及窺看世界的殿堂,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褚明仁談起當年搶金馬影展的票,依舊熱血,「當時還沒有電腦,想要買金馬國際影展的票要先買場刊,場刊有時還會delay(延遲),接著勾好場次去排隊。」
他笑著說:「43年前的文青連夜排隊,無聊時就幾個人湊再一起打大老二,早上還會看到有人刷完牙從廁所走出來,那變成一個派對,當時沒有手機可以招兵買馬,都是先約好幾點報到,那時電影社同學,半夜還會送宵夜來。」
褚明仁從「百寶箱」中拿出金馬30的場刊並亮了亮一張截角未撕的電影票說,這是張為了跟當時女友約會而忘了看的金馬影展電影票。褚明仁說,時任館長徐立功在開拓台灣影迷視野上功不可沒,當時雖有審查制度,但他總能找些巧妙方法讓電影能原汁原味重現,也讓金馬國際影展成為當時影迷認識世界電影最好的管道。
褚明仁說自己未滿一歲就跟電影牽起緣分。他出生那年正巧《梁山伯與祝英台》熱潮席捲華人圈,左鄰右社相揪看電影,孩子又該誰照顧呢?褚明仁的媽媽便帶著還在強褓中的他到戲院,他說:「媽媽說我第一次進到戲院就一直哭,直到隔壁的姊姊撿了一顆從樓上滾下來的橘子給我,才讓我不哭。」
不到一歲就看了人生第一部電影,冥冥中也讓褚明仁愛上電影。從國中和同學去戲院,高中擔任視聽社社長大,大學變成電影社社長,退伍後再英文補習班上課,原想出國唸電影相關科系,卻在學姊建議下考進《民生報》當電影線記者,「出道」不滿一年,就遇上了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摘下威尼斯影展最大獎的金獅獎,「我人生第一次出國就飛到威尼斯參加影展,你看這是多大的事情!」
台灣電影隨著《悲情城市》打開世界知名度,褚明仁待在台灣沒幾天又飛出國參加影展。他回憶,當時世界電影圈興起台灣電影熱,甚至比現在的韓國電影更熱門,大大小小的影展選片人都希望在片單上放入幾部台灣電影。
談起金馬獎的公平性,褚明仁說,已故「台灣電影教父」李行導演功不可沒,他曾經七度摘下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同時也和侯孝賢、許鞍華、杜琪峰並列為三度獲得最佳導演獎紀錄保持人,但更可貴的是,他堅定守護金馬獎的公正性。
褚明仁回憶,90年代的港片要到台灣放映,當時「港九自由總會」有審查香港電影往台灣上映的權力,而《滾滾紅塵》1990年入圍金馬獎後,「港九自由總會」傳真到金馬執委會中指電影「黑白顛倒、汙衊政府與國軍」,希望金馬執委會審慎處理,消息曝光後輿論嘩然。
時任金馬執委會主席的李行強調,會就電影本身考慮並不受到政治影響,而《滾滾紅塵》奪得第27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等8項大獎,也讓林青霞摘下最佳女主角獎。
但說起更難忘的金馬瞬間,褚明仁毫不猶豫的說是1980年。當年李行導演以自組公司大眾電影製作的《早安台北》,擊敗《碧血黃花》、《源》等在當時意識形態「正確」的電影時,李行衝上台舉起金馬獎座說:「評審是公平的!」一句話震撼華人影圈,建立起金馬獎的公信力,也成為後代影人時常引用的名句。
褚明仁說,反倒是李行導演獲頒終身成就獎的那一年,感動雖然依舊,卻被「李行導演竟然還沒拿過終身成就獎」的疑問給震撼。
影視聽中心近日開啟了原版電影海報展,褚明仁細數展品中歷史最悠久的《煙雨濛濛》、經典電影《魯冰花》、李安的《囍宴》、《臥虎藏龍》與《色,戒》,或是世界看見台灣電影的《悲情城市》,一張海報藏不住電影的精彩世界,而走了60餘年的金馬獎也年年看著華語電影發展,期待找出更好的故事。(文:王心妤)
時間回到去年金馬獎後台,張艾嘉以《燈火闌珊》獲得第3座金馬獎影后。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趁著鎂光燈聚集到張艾嘉身上時,悄悄轉身擦了擦眼淚,聞天祥笑說,當時身兼後台主持,這樣的動作或許不夠專業,卻也是發自內心替張艾嘉感到高興。聞天祥和張艾嘉,從影評人看演員到金馬執行長和主席,兩人在搭檔期間推動了「青少年電影課」,為下一代準備更多親近電影的機會。
2009年,導演侯孝賢從資深影人焦雄屏手上接下主席重任,他將秘書長改為執行長並將這個重任交給聞天祥,聞天祥也接下挑戰。
14年來,聞天祥推動「金馬奇幻影展」、「金馬經典影展」、「亞洲電影觀察團」,面向多元。不過問起最困難的部分,聞天祥說,年年都有困難處,不過第一年最感到辛苦。雖然有策劃台北電影節經驗,但金馬獎是更大規模的獎項,電視轉播就是一大新體驗。
聞天祥任內經歷侯孝賢、張艾嘉、李安、李屏賓擔任主席。他也配合主席期望,從侯孝賢期待的「金馬電影學院」、張艾嘉的「青少年電影課」、李安的「金馬電影大師課」,逐步讓金馬獎從直面影迷的影展,擴及到能影響業界的金馬創投會議和培植專業人才的課程。
「金馬電影學院」年年徵選具潛力的新銳編劇、導演及攝影師來到台灣,並邀請業界人士擔任導師,年輕創作者需在一個月內腦力激盪並合作拍出1至2部短片,成品會在影展期間放映。
聞天祥說,影展的不同項目有不同的意義,他不介意觀眾只認識星光燦爛的金馬獎,但業界必須要知道「金馬電影學院」和「金馬電影大師課」。前者15年來已經培育上百名創作者,也牽起影人們跨國合作的機會,他舉例,馬來西亞電影《分貝人生》2014年獲金馬創投百萬首獎後,導演陳勝吉邀請金馬電影學院的攝影師同學陳克勤合作拍此片,牽起台馬合作的機會,兩人之後也雙雙入圍2017年的金馬獎。
而製片王禮霖今年執導首部長片「富都青年」又跟台灣演員吳慷仁合作,今年共入圍7個獎項,也讓吳慷仁問鼎影帝。近10年前的課程,繞了一圈行成正向循環,有更多合作機緣與合作。
看似站在核心位置,但聞天祥說自己喜歡跟創作人們保持「最美麗的距離」。他從影評人出身,但為了金馬獎,他盡量在典禮前不寫華語影片,而是到了為《台灣電影年鑑》寫萬字文時才能好好抒發感想,「喜歡電影,很自然也會崇拜創作者。影展工作,比起影評和教書,確實讓我更常接觸到電影人。我愛影人的方式,是希望他們感受到我提出看法時的真誠以及邀請他們參展時的尊重,而不是一味討好。」(文:王心妤)
作為華語電影盛事,聞天祥笑說,每年影展期間都睡得少。比起端出影展的11月,前期才是更辛苦的階段,從專注電影界潮流而規劃「金馬電影大師課」內容到注意業界狀況,以及注意金馬獎報名進度,「如何往前邁進,或許才是壓力來源。」聞天祥接著笑說:「要怎麼讓菜端出來覺得是OK的,讓我不會愧對自己、環境或是主席的期待,這其實是不太大的主張,輕鬆講還好,若你隨時要量個血壓、心跳的話,可能隨時在一種危險狀態裡。」
聞天祥尤其感謝執委會團隊共同努力。他說,每年都會擔心因個人品味和眼光錯失好電影,因此更倚重執委會同事們的專業,「10個腦袋一定比一個腦袋強!這不是客氣話,腦力和時間都有限制,有志同道合的人願意為共同目標努力,我想這還是挺熱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