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畢業找不到工作 台灣大學生壓力爆棚
疫情後大學生有低幸福、中高憂鬱現象。曾有輕生想法的大一新生比率將近三成；有輕生計畫或行動甚至付諸行動者，100名學生中約有三人。
文／許秩維、曾以寧 （中央社記者）
根據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公布的112年大專學生壓力調查結果顯示，經過三年疫情，大學生有低幸福、中高憂鬱現象，有憂鬱傾向的學生比例占25.5%，比疫前增加近一成。
心理諮商師觀察，疫情造成就業市場、人際相處等改變，可能是造成壓力的來源之一。
憂鬱症成因多面向 壓力刺激年輕人易怒
臺北榮民總醫院社區復健精神科主任李正達表示，憂鬱症的成因可分成心理、生理兩部分。心理部分包含個體壓力應對能力，以及所受到的學業、家人、親屬間的互動問題，甚至霸凌等心理社會壓力源，應對能力越弱、或壓力越大，越容易表現出情緒問題。
生理部分則是受到人腦中的壓力迴路與情緒迴路影響，李正達提到，處在壓力中久了，會影響到情緒迴路，導致杏仁核功能高張，大腦則靠前額葉抑制活性，若杏仁核活性過高、前額葉功能下降，就會失去調節。
李正達分析，青少年有些腦區還不成熟，活潑性較高，易有過度活化情況，因此在感受到壓力源時，情緒反應比成人更強烈，造成易怒、情緒失控；加上青春期與父母關係越來越遠，又受到同儕、網路、學業等現實社會中漸增的壓力，導致15歲以上是比較辛苦的族群。
心理假提供喘息空間 學生求救有管道
中原大學學務長陳冠宇表示，學校每年都會針對大一新生做幸福量表，篩選出高關懷學生，這幾年確實發現高關懷學生人數有增加，例如曾有輕生想法但未有相關計畫或行動的新生比率將近三成；曾有輕生計畫或行動，甚至曾付諸行動者，100名學生中約有三人。
至於學生的壓力來源，陳冠宇指出，一般學生通常是來自課業或生涯規畫的壓力，而高關懷學生則會出現比較不一樣的指標，例如家人和家庭的因素，這類學生多半因為家人和家庭的支持系統較薄弱，或是因家庭關係不健全，成為引發學生壓力的來源，因此家庭教育確實影響很大。
陳冠宇提到，學校蒐集幸福量表的資訊後，就可以提供給導師，適時地給予學生關懷，雖然靠導師關懷要抒解學生的心理壓力是有困難的，但至少導師能擔任「守門員」的角色，當察覺學生突然改變生活形態或缺課很多時，可以想辦法尋求協助，適時地接住學生，不要往更壞的方向走。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說，國內約有40所大學推動心理假，心理假能讓學生和自己對話、察覺壓力，這樣才有求救的動機和機會，學校也能提供相關心輔資源讓學生即時瞭解，並思考有何機制能協助學生。除了增加心輔人力，也可在不同校區都設置心輔單位，或調整心輔單位的位置，不要離學生活動空間太近，避免學生因為怕被同儕看到，而不敢到心輔單位求助。
陳冠宇也認為，心理假的機制能讓學生有喘息的空間，也可視為學生釋放求救訊息的管道，但輔導體系不能太主動介入，以免適得其反。有時學生可能只是「心理上的小感冒」，休息幾天就好了，不需送急診，可以先由導師去關懷學生，如果真有需求，再評估是否進入正規的輔導體系。
就業變化劇烈引發焦慮 課程要創造人與人連結
臺灣師範大學心田諮商所諮商心理師樊雪春觀察到，自己接觸的高關懷學生，在疫情後增加約八成，學生的壓力來源不是直接來自疫情，而是大環境的改變，當學生發現疫情可能讓工作機會突然消失時，難免會對變化劇烈的就業市場感到焦慮不安。
「網路店鋪化也改變就業市場」，樊雪春表示，有學生畢業後到公司任職，後來整個部門被裁撤，原因並非員工不努力，而是就業環境改變，讓該部門不再被需要；而網路世界聯誼交流化也因應疫情而變得更盛行，但網路接觸沒有溫度，缺乏實體接觸，會導致人的心靈越來越空虛。
樊雪春建議，學校要趕快讓所有的專業視覺化，並培養學生具備拍攝、剪輯等相關能力；而傳統的文書、行政等工作，將來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但管理人員可能會增加，因此課程要有更多連結的訓練，例如中文系可與編輯、仲介等相關行業連結。
在情感方面，樊雪春認為，學校要多辦實體活動，曾有學校舉辦三天兩夜的新生訓練，後來發現那年的高關懷學生人數驟減，因為學生在長時間相處下建立情感交流，遇到困擾時能找到同儕傾聽或協助。政府除了提供青年心理諮商，也可以舉辦更多活動，讓年輕人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甚至是未來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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