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記憶以來，伊蓮娜就愛著自己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但她的愛與官方倡導的不同，不是普丁與俄國政府所帶來的死亡、噤聲與謊言，而是看見所愛之物最真實的模樣。愛一個國家，就得把光照進國家最黑暗的角落。
過去十七年來，伊蓮娜見證了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如何一步步走向極權法西斯。她記錄下原住民、少數民族、同性戀、性工作者、精神病患，以及新聞記者與政治工作者等群體，如何一個個被消失。她也刻劃了國家對外不斷發動的屠殺或戰爭，從車臣、喬治亞、哈薩克、克里米亞到烏克蘭。
這是一份俄國社會如何從根本上崩壞的真實紀錄，也是伊蓮娜從小到大的人生心路。透過樸實而犀利的文字，她寫下俄羅斯人的愛與恨，挫折與憤怒，夢想與希望。最重要的是，她還寫下這些自認無辜的老百姓，這些過著平凡過活的普通人，這些伊蓮娜日常相處過的鄰人，如何都成了暴政的幫兇，迫使全世界生活在恐懼裡。
內容節錄
《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
黑暗無心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她是我在《新報》編輯辦公室見到的第一個人。高挑、神采煥發而有一頭銀白色頭髮的她沿著走廊飛奔而來，我沒認出她是誰，只是對她的美麗印象深刻。她出生於紐約，父母都是外交人員，但她從小在莫斯科長大。她讀大學時就結婚，生下一兒一女，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位全職母親。一九九九年開始在《新報》工作時她四十一歲，第二次車臣戰爭剛剛開打。此後七年她經常前往車臣，寫出一篇又一篇報導—車臣人的屍體，俄羅斯軍人的屍體，虐待，強暴，謀殺，種族清洗，葬禮，掘出屍首，集體處決，逮捕。每一期都有一篇她的報導，經常不只一篇。她從不因為記者身分就拒絕幫助當地人。正好相反。在轟炸之下滿目瘡痍的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她從遭人遺忘的養老院救出九十一名長者。她在車臣收集陣亡軍人遺物，帶回來還給他們的家屬。恐怖分子占領莫斯科劇院時，她參與談判，帶水給人質喝。她為了參與跟恐怖分子的談判而飛往貝斯蘭，卻在半途遭人下毒。她在辦公室的時候你一定看得出來，因為門外總有人安安靜靜地排著隊。
二○○六年十月七日，安娜預定要交一篇稿子，文中指控車臣共和國領導者卡狄羅夫虐待異己。她帶著採買的生鮮返家時，在住處公寓的電梯內遭槍擊。一共六發子彈：一顆沒射中，兩顆射中心臟，一顆在胸腔，一顆在髖部，一顆在頭部。
那篇文章始終未曾刊登—存放檔案的磁碟遭調查人員沒收。行兇者後來落網，是車臣的馬穆多夫兄弟，在俄羅斯內政部與聯邦安全局的同夥協助下痛下殺手。他們受到審判，但下令殺害安娜的人則從未落網。如今搜查也早已停止了。
安娜斯塔西雅加入《新報》，是為了講述來自俄羅斯街頭的故事，包括光頭黨、安提法（即反法西斯主義）及非正式的示威抗爭。她因報導俄羅斯的新納粹運動而遭到威脅。她參與支持移工的示威並反對警察暴力。她前往環境運動者的營地。她突破路障，拍到斯麥納工廠舊宿舍的住戶被趕出去的畫面，為此遭到逮補，攝影機被警察沒收，在牢裡關了二十四小時。
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斯坦尼斯拉夫召開記者會，公開俄羅斯陸軍上校布達諾夫在車臣犯下的罪行。安娜斯塔西雅也來到記者會，打算採訪他。之後，他們一起走在普里奇斯登卡街時遭到槍擊，兩人皆頭部中槍。斯坦尼斯拉夫當場死亡，安娜斯塔西雅於幾小時後在醫院辭世。斯坦尼斯拉夫死時三十四歲，安娜斯塔西雅二十五。行兇者是新納粹分子提赫諾夫，幫凶是新納粹分子卡瑟斯和戈里亞切夫。他們鋃鐺入獄。
遇害前三個月，斯坦尼斯拉夫在一場示威發言時曾說，「我累了。我厭倦看到朋友的名字出現在警方工作紀錄單上。這感覺不像在做一份工作，而是在求生存。我們需要保護，不受納粹、黑幫及經常包庇他們的執法單位所害。我們心知肚明，沒人會對我們伸出援手。我們只有彼此。沒有上帝，沒有沙皇，也沒有法律—除了我們以外，沒有別人。」
娜塔莉亞．埃斯特米洛娃。她有著亮紅色鮑伯頭，大大的綠眼睛，父親是車臣人，母親是俄羅斯人。曾是歷史老師的她喜歡打扮，也是位單親媽媽。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後她成為人權倡議者，加入「紀念」人權中心，開始調查謀殺、虐待和綁架案件。她協助安娜在車臣工作，安娜遇害後開始自己撰寫報導。我們用筆名刊登她的文章。我們為她感到擔憂。
二○○九年七月，在阿欽楚博爾佐伊村，車臣警察毆打一位農人後將他當眾處決，只因聽說他送了一頭公羊給叛亂者。這位農人的兒子被警察綁架後也消失了。娜塔莉亞針對這起謀殺進行調查，確認了行兇者的名字。我們總編輯和她的社運夥伴都堅持她必須撤離車臣。她同意了，但想要先與執法單位官員會面，將警方與運動人士手上各自持有的失蹤人口資料庫整合起來。二○○九年七月十五日早上八點半，她出門後旋即消失。她同事找到的目擊證人指出，娜塔莉亞被推進一輛白色車輛—她還想辦法喊叫出聲，讓人知道她被綁架。
八個小時後，她的屍體在印古什村落加錫尤特的公路邊被人發現。她頭部與胸口都有槍傷，鼻子被打斷，手臂上滿是瘀青和膠帶痕跡。黑色蒼蠅大量盤旋在她的屍體上方。她死不瞑目。
殺害她的兇手始終沒找到。這成為一宗懸案。
伊果、尤里、安娜、斯坦尼斯拉夫、安娜斯塔西雅和娜塔莉亞的照片，掛在我們舉行編輯和選題會議的桌子上方。每次有一張新的照片放上去，我們就試著把它與其他照片掛開一點，讓牆上不留多餘空間。當你無法保護自己和同伴時，自然會變得迷信起來。話雖如此，每次發生新的謀殺案，那些黑白肖像就會彼此靠得更近一些，而牆上總有空間再掛一張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