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前院長黃榮村受邀中國醫藥大學分享「我的CMU經驗」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60105 12:26:36)一所醫藥大學念茲在茲者，厥為建立良好傳統及學風，進行高水準人才培育工作，而且與學術卓越相輔相成
大學追求世界排名階段性目標達成後，應即回歸到以學風與傳統為依歸的人性化校園
權力不曾在他臉上留下痕跡
中國醫藥大學前校長黃榮村講座教授曾擔任考試院長、教育部長及行政院政務委員兼921重建會執行長，辦教育、參政，一路走來不忘初衷，以人為本、堅持教育理念，懷抱著浪漫情懷，讓人如沐春風，「權力不曾在他臉上留下痕跡」最受人愛戴，尤其是推動台灣教育改革，把高等教育帶到國際，讓世界看到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教師發展中心12月9日舉辦「教育講座」，邀請考試院前院長黃榮村前校長蒞校，以「醫學與人文－我的CMU經驗」為題專題演講，黃前校長循著歷史脈絡，敍說個人辦學治校奉獻心力的往事，回顧同仁們的共通事跡與願景，溫暖人心，對教育理想的實踐，尤具啟迪意義；講座由江安世校長主持，林正介副校長、蔡輔仁副校長、薛博仁副校長、王陸海院士、陳悅生主任秘書、余永倫教務長偕師生參與踴躍，位於水湳校區卓越大樓2樓史丹佛講堂座無虛席，英才校區採Webex線上參與，會後開放提問會場氣氛輕鬆愉悅。
921重建講效率
黃榮村講座教授回顧，他來中國醫藥大學CMU之前，曾負責過921重建，這是一個重視效率的複雜工作，不分黨派、不分地方。不分窮富，因為碰到災難，所懸的最高標準，就是儘快將事情做好，解決災害帶來的困難，這些工作很少涉及意識形態；後來到教育部則大有不同，教育部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與情緒（由於不同社經階層與政黨會有不同關切點，甚至互相對抗）的公部門，牽涉到教育事務的不同群體，都有一套自己的公平正義觀點。
談到公平正義，醫療領域也有公平正義的問題，「比如說，醫療現場都缺病床，醫師或醫學生了解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說床位應該要按照先來後到的順序，這才公平；問題是，醫院裡面總有病情比較緊急的病患，需要優先處理，這就是來自正義的概念，所以講公平講正義，也可以說是兩類人在不同狀況下講不一樣的概念，亟需好好溝通，才能兼顧公平與正義。」
「教育部裡面講公平，比如高中與大學的聯招，被認為最公平，因為大家都有一樣的考試機會，依同樣的規則進入學校；但是大家沒想到，考完試以後，發現大部分都是北部的人進台大，考進台大的北部人最多，中南部的就相對少，還有家庭比較好的子女進台大的比較多，家庭社會經濟比較弱勢的人就較少進入台大，除台大之外的其他一流大學，也有類似現象，這個就是屬於正義問題，與城鄉差距及社經差距有關，需另有政策措施來弭平它，只靠所謂的公平措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公平與正義是兩個不同概念，也有互補之處，經常需要坐下來大家好好討論溝通，才可能找出平衡點。」
「所以，主張公平的人，不一定會講正義，講正義的人，也不一定會認同只講公平，所以這可以是兩群人，可能來自不同的政黨、不同的社經階層，這兩群人也會有重疊，希望能找到公平與正義的平衡點。不管是公平或者正義概念，都是屬於情緒問題，而非理性問題，為什麼？因為這裡面很難找到「共通的最大利益」，所以到最後都要協調，要找共識，難就是難在這裡。」
「大學」社會正義最後堡壘與思想觀念燈塔
黃榮村認為，台灣是一個右派社會，但是在教育與醫療上經常有左派理想，大家看看健保措施、不太有調漲空間的學雜費，這是標準的左派理想，但是卻沒有左派措施，台灣的的平均稅賦，約佔GDP13%左右，在全世界是相當低的，所以，台灣確實在某些領域有左派理想，可惜卻沒有相對應的左派措施，台灣稅收少，政府經費應該不多，卻一直被要求做「大政府」，所以會滿辛苦的。「我過去在參政時對這一點深有所感，但也覺得很難解決，因為台灣的社會不免民粹，強烈主張公平與正義以及社會福祉，而政府政黨受到頻繁選舉的影響，公權力就經常媚俗，明知稅收少政府預算不足，還是要硬著頭皮去滿足各方需求，因此也產生了不少後遺症。」
「我到教育部的時候，大學風氣已經改變了，開始回復正常，要積極往學術與教育的方向走，其實這是一個正確的好方向；黃榮村前部長分享經驗，美國的大學也是這樣走過來的。那時候的大學校長，尤其是國立大學校長，大家蠻合作的，雖然也會諜對諜，我都經常找他們聯合到立法院去遊說爭取經費或要求解凍高教經費，大家聯合在一起才有力量，可是現在聽說大學校長合作的機會並不常見，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SARS來了
到教育部的隔年，SARS來了，那時候處理SARS跟後來碰到COVID時是不一樣的，COVID很快就成立中央指揮中心，以前SARS的時候，是沒有中央指揮中心的。「很遺憾在那時發生馬公高中校長林亨華兒子林重威醫師感染過世，我代表行政院長到馬公高中探望他父親並致送慰悼金，在教育部長卸任後，林亨華校長母親過世，我去澎湖參加告別式，林校長感傷的跟我說：『母親一直到過世前，一直關心孫子的近況，我們都不敢讓她知道，她最親愛的孫子已經死亡。』所以她母親就念了好幾年說：『為什麼我孫子都沒有回來呢？』我聽了以後真的很心酸難過。」
SARS期間，教育部動員各級學校教官實地查訪了5000人次，基測的時候替考生耳溫測量達31萬人之多，同時制訂停班停課標準、大學指定考科改變出題方式，那時候政府未設中央指揮中心，教育部超前部署做了很多事情，還有醫學院實習醫學生的父母們，投書擠爆部長信箱，要求醫院放他們的小孩回家，這是那時候出現很多雜音的狀況。
雖然，大學醫學院的校院長和醫學生寫信灌爆部長信箱，黃榮村部長與多位醫學院長都認為，愈是危難之際，愈是醫院現場不能棄守之時，教育部於是召開臨時醫學校院長會議，做出決定，就是實習醫學生在注意安全之下，應該要、而且應該能夠展現多年醫學教育的嚴謹訓練水準才對。當時參加開會的人都能夠堅守基本原則贊成通過，那時候以台大為主，包括醫學院院長陳定信，醫院院長李源德，還有時任教育部顧問室主任的楊泮池校長，他們與在教育部醫教會擔任常委的的黃崑巖院長，與在教育部任主秘與高教司長的吳聰能，很快就獲得共識，讓家長知道，趁這個機會讓他們的小孩能夠安全的長大，如今回想真的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在危機中考驗醫學教育與人性
SARS風波帶來了危機，考驗著醫學教育與人性。「當時教育部主任秘書吳聰能，是我們以前的副校長，他曾經擔任衛生署防疫總所長、行政院921重建會副執行長，還有黃崑巖院長，那時候是醫教會的常委，楊泮池校長那時候當教育部顧問室主任，居間協調整合，請台大陳維昭校長，還有台大醫學院陳定信院長與台大醫院李源德院長，緊密合作來盯住醫學教育的實踐。」
黃榮村講座教授回顧，他在台大教書的時候，李鎮源院長出面主持「反刑法100條」行動，在台大醫學院大樓前面靜坐，大家得以互相交談熟悉，成為忘年之交，後來他出任醫界聯盟的會長，「我那時擔任澄社社長也當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的召集人，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我因為類似機緣，認得李鎮源、宋瑞樓、彭明聰、林宗義、黃崑巖、謝博生、陳定信、黃伯超幾位醫學界已逝前輩友輩與先行者，以前也有互動，他們都展現了相同或類似特色：1.大多當過醫學院院長；2.國際活動多且本土性格強烈；3.重教養與倫理，對醫學教育推動具有濃厚使命感；4.具俗世與淑世性格，認真參與各項重要會議，不放棄影響各項科技醫療或社會及公共政策之制定。所以我在出任公職之前，已經常與校內醫學院有往來，因此後來到CMU當校長時，很自然就會拿台大醫學院當為辦學的標竿之一。」
「2002年3月，我剛去教育部沒多久，教育部召開記者會公告美國通過『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認可的審查，那時候是由黃崑巖常委與何曼德院士代表教育部到美國教育部報告，說明TMAC與台灣的醫學教育是怎麼做的，之前曾經失敗過，這次終於成功了，回來後在國賓飯店召開記者會宣佈喜訊，美國教育部認同台灣的醫學教育及其評鑑認可方式，與美國醫學教育與評鑑機制是相容的（compatible）！」
2003年4月，教育部醫教會就結合全國醫學校院長會議，發布「醫學教育白皮書」，接著訂定「醫學教育6年改善計劃」，在2005年、2007年、2009年開始實地訪查所有醫學院，推動現在大家很熟悉的博雅教育「先學做人、再做醫生」、建立CFD、強調PBL與模組教學、重視臨床醫學教育與床邊教學、改革招生與學制、研議畢業後PGY制度等事項。
「2005年，我頭一年來當CMU校長，就被TMAC實地評鑑，我本來是當事人，現在被評鑑，心裡怪怪的，那時候CMU每個人都很辛苦很努力、花很多精神來準備，也有好的評鑑結果。」
「黃崑巖院長後來在一場醫教研討會上，主動講起我們過去的合作經驗，之後說應該頒我一個榮譽醫學士的學位，我聽了後點點頭，也沒講什麼話，這是我們這種人雙方表達感謝的方式，絕對不能當真，如果繼續講下去還要安排後續行動，那就是白目，讀書人不應該在這種時候白目。」
到CMU辦學
來CMU當校長，「我把台大醫學院當作醫學院教育的原型，有老師會覺得好像我用的標準有點嚴苛，其實不是，我只是在精神上取法乎上，基本上我是一位務實的辦學者。有趣的是，那時候CMU的升等訂了一些條件，我一看『哇！比台大還嚴格』。我就告訴原先規劃的同仁，說剛開始不能Push得太厲害，沒那個條件不能馬上就吃這種瀉藥，還是先把學校辦好要緊。」
2006年TMAC改隸高教評鑑中心，「我在CMU校長卸任後，擔任高教評鑑中心董事長，TMAC在2019年通過世界醫學教育學會（WFME）的認證。因為美國的『國外醫學院畢業生證照教育委員會』（Educational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 Certificate, ECFMG）做了一個決定，就是外國的醫學院的評鑑，若評鑑機構沒有先經過WFME的認證，則美國不接受該醫學院所做出來的評鑑，也不同意該學院畢業生到美國來報考證照與執醫。」
「如此一來，國內的醫學院就難以再反對TMAC的評鑑，或者懷疑TMAC的設立運作方式。TMAC剛開始運作時，台大和一些醫學院與TMAC是有緊張關係的，現在大家知道再吵下去就沒意思了，因為醫學生畢業後可能會去美國考照執醫，若賭氣退出TMAC評鑑，則畢業醫學生就失去到美國考照執醫的機會，沒人扛得起這種巨大責任！」
為何要重視大學部教育
來CMU辦學，黃榮村校長的理想要辦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這絕對是要去做的，而且董事會當時有很強烈的主張跟要求，認為中國醫藥大學應該朝那個方向去，「我們也覺得很對，於是就找台大黃慕萱教授，黃教授當年是少數能夠做排名計算的人，她估計的名次超過1千名，不行啊，董事會要的是500大以內，於是我們就想出了一些自認為具體可行的辦法和策略，那時候我跟吳聰能副校長還有在座很多同仁參與，估計大概7、8年可以做到，結果居然提前一年達成目標，蔡董事長很高興，就在中山堂辦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哇，校友都來，校友都很高興，覺得很有榮譽感。」
可是，黃榮村校長辦教育始終覺得改善大學部，改善大學部教育，還有提升基礎醫學、科學跟通識教育的水準，以及建立醫療奉獻的傳統，最是重要；尤其是醫療奉獻傳統，要花20到30年的時間，而且要鋪成基礎跟臨床結合的教育研究平台，這是更困難、更基本，每一件事都很困難。
「當年我們同仁都有共識，要辦一所強調大學部教育品質的研究型大學。現在的目標當然改了，我們改成要朝向國際一流大學，這樣很好，也是一個應該演進往上繼續努力的目標；但是，原來強調大學部教育品質的那一個重點還是不能現在就放掉，為什麼？因為我們中國醫藥大學的教育的重點是什麼？重點就是，學生大學部畢業後就要去當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護理師，還有醫事人員，很多人不見得會繼續念研究所，這些人以後就是社會各行各業（尤其是醫療界）的重要領導人才，這些人沒培養好，那這所大學就失去存在的目的；像美國常春藤盟校與加州大學UC系統一樣，不管公私立大學，它們都非常重視大學部教育，認為這是培育社會各行各業領導人的地方，我們也是認為應該要這樣，一定要強調大學部教育，而且是教育不只是教學。另外，醫藥領域一向走在科學前沿，更需要把學校辦成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上面這兩件事情辦好了－把大學部辦好，把研究型大學辦好，自然就有機會成為國際一流大學。」
為何要重視大學部教育？黃榮村部長在教育部做的規劃，之後的5年500億第一期世界一流大學計畫中，有差不多15%是放在大學部教育，包括基礎科學的教育、通識教育，不是完全只看這所大學的研究表現。
黃榮村講座教授舉例，美國大科學家Bela Julesz看法：「最優秀的人都可以在大學部找到」，所以他親自要去大學部授課挑人才，挑可以繼承的人才，他講這個話對不對？當然對啊，因為所有人都要念大學，當然最優秀的會在大學部裡面，也難免有人中間會退出啊，像發明偏光鏡的Edwin Land，他沒有念完哈佛，後來的Microsoft比爾蓋茲、Meta的祖克柏也是，當然還有其他類似的優秀人才，也在做同樣的事。
「以前我去哈佛一整年，剛好哈佛在實施Core Curriculum（核心課程），一堆拿諾貝爾獎的、國家科學院院士都去教課，一般人是沒有資格去教的哦，什麼叫Core Curriculum，現在的話叫做通識教育，台灣的通識教育比較不行，沒有這種氣魄，當時哈佛都是大師級人物，普通人還不能來教；旁邊的MIT，也是很多大牌教授在教大學部基礎科學課程。以前我去過Carnegie Mellon大學，孔祥重院士那時候在那邊，後來轉到哈佛去，我說『哇！你去哈佛大學有沒有覺得跟其他學校不一樣？』，他說『不一樣，我在哈佛大學若沒搶到一門大學部的課，那就丟臉了。』」
黃榮村校長為什麼要特別重視大學部教育？因為CMU的學生跟30年前不一樣，以前的學生入學分數跟台大差很多，現在幾乎都是Top 1.5%前後，大家就是差那麼一點點，學生是非常優秀的，既然優秀，老師要教好他的專業，調理好他的理念；人的一生，不會一輩子只有job（工作），也可以發展出career（生涯），培養出良知的呼喚（calling），也就是志業，要培養學生日後能夠成為各行各業的領導人；其實是很多人想法都一樣，「什麼叫做一流大學」，張忠謀也認同能夠培養社會各界一流領導人才的大學，就是一流大學，譬如台大若要號稱是一流大學，就一定要能夠跟外界說明你培養出多少各行各業的領導人，這個其實就是學生和家長的要求，台大當然是做到了。
保持警覺心
因此，大學教育保持「警覺心」就很重要了。追求學術排名也非常重要，尤其對私立大學來講，當年CMU校務諮詢委員會主席李遠哲院長與委員，常會問說為什麼要追求排名，「我一定會站起來講：中國醫藥大學追求排名是很自然的事，大家因此能集中力量，升級做出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況且國際上要來跟你合作，國際生要來申請入學，經常會看看你各方面的履歷；他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所以也支持學校這樣做。但是，校務諮詢委員們也期望做到一定程度，就應該回歸到以教育、學風、與傳統為依歸的校園，所以，一所醫藥大學念茲在茲者，厥為建立良好傳統及學風，進行高水準人才培育工作，而且與學術卓越相輔相成。」
「當年，我們推動CMU往前往上發展的作法，先將『體質』調理好，那時候想了一些策略，比如說三年百師、全校五六九條款，協助踢出臨門一腳，在座很多同仁都是有共同經驗的人，後來都完成了，那接著要在還來得及之前，趕快提升「氣質」，體質是基礎，氣質是高度，缺一不可。CMU就把醫學教育跟醫學人文，當為推動跟落實這些理念的平台。」
台灣的大學醫學院一向就重視醫學教育，還有醫學人文的傳統，像台大醫學院就非常強調傳承及建立傳統，在以偏鄉奉獻為主的「醫療奉獻獎」歷屆得主中，高醫校友最多、第2是台大，第3北醫；「我過去也當過5年的醫療奉獻獎評審團召集人。我曾替CMU訂了一個20年到30年的目標，最近這幾年開始有起色了，今年有3位CMU的畢業校友榮獲醫療奉獻獎，他們都做出了令人讚佩的社會貢獻。這幾年來校內專任教師獲獎的，第1位是做罕見疾病醫療的蔡輔仁副校長，第2位是從事國際醫療的陳宏基教授，第3位我認為應該是熱心長期推動社區與偏鄉醫療的林正介副校長，可是他太謙虛，那時我已經離開學校，所以就沒有立場去push。其實在CMU學校老師裡面，還有人可以繼續，這是一個很有名聲的獎項，這些年我去頒獎的時候，都有人來跟我打招呼，至少他們還知道我當過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要做好醫學教育，就要有點歷史觀；「我們CMU的校訓、校歌與傳統，其實老早就被定好，只是我們沒有好好去應用它，譬如校訓『仁慎勤廉』，這是醫生應該要做到的；校歌說『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原來有點搞不清楚，後來去查才知道，當年設校有這樣的一個目標，中醫師的觀念『上醫治未病』就是儒醫的傳統精神。」
要有課程與作法
台大醫科以前有醫預科，前兩年都接受通識教育還有理學院的基礎科學教育，強化基礎科學跟博雅教育。過去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還有當代的黃崑巖院長都提倡「先學做人，再做醫生」；當然推動醫學教育要有課程跟做法，學生要以敬謹之心學習解剖課程，學習如何當醫生doctoring，這些課程後來都開了，我記得請到李源德院長來幫忙開課，還有典範學習，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典範，有些根本不是教科書上的人，大家做為世界公民，首先想到就是Albert Schweitzer（史懷哲），護理是Florence Nightingale（南丁格爾），中醫是鑑真和尚，他去日本傳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以及達爾文、愛因斯坦、居禮夫人等社會標竿，同時鼓勵醫學生到第一線關懷弱勢。
Why Albert Schweitzer？
「先學做人，再做醫生」的醫學教育主張，最早是來自Flexner Report，這是1910年美國跟加拿大第一本醫學教育改革的報告，還有William Osler（奧斯勒醫師），他是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及醫院4位創始人之一，他也講這種話，在當時的台灣，還有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高木友枝校長，這幾位推動醫學教育有相似的概念。如Flexner Report「建議先念大學4年醫預科（學士後醫學院制度），以提升進入醫學院學生的成熟度。」William Osler則說「醫生不祇在治療疾病，更在醫治一個獨一無二的人，一個活生生、有感情、正為疾病所苦的人」、「行醫是一種藝術而非交易，是一種使命而非行業，在這個使命當中，用心要如同用腦」。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高木友枝校長主張「要作醫生之前，必須作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務」。
當代台灣醫學教育的提倡與落實，還得要歸功給黃崑巖院長，它清楚堅定提出「先學做人，再做醫生」的主張，「我們在CMU辦學時引申其義，提出『先當大學生，再做醫學生』概念，以利於在校園裡面推動醫學人文教育。」
其實不是只有醫學生，眾所週知的，傅雷要傅聰「先學做人，再學做藝術家，之後當鋼琴家」，Pablo Casals（卡薩爾斯）說：「我首先是一個人，第2是音樂家，第3才是大提琴家，我台大心理系的學生呂紹嘉是NSO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他意志清楚堅定，要當專業音樂家，後學指揮，最終並非要從事心理學專業，但是這沒有什麼關係啊，上述幾位成功的音樂名人，對教育就是抱持這個觀點。」
史懷哲何以決定到非洲行醫
史懷哲是常被傳統醫學教科書underestimated（被低估）的一位偉人，影響力超乎尋常，史懷哲一生事蹟，足以當為醫學生學習的典範，他走過的路，最足以回答大家的問題「為什麼到非洲行醫」？於是CMU就安排了3次學生到西非的「重返史懷哲之路」人文之旅，實地了解全球Health Disparity（健康落差），落差在那裡？同時指導醫學生編撰「台灣醫療奉獻與典範人物」，探討如何在校園建立起具有奉獻精神的傳統、醫學院如何培養出醫療奉獻獎人才與理念。
史懷哲30歲讀醫學院，求學經常到阿爾薩斯省Colmar市一處公園，深深被Bartholdi（巴托爾迪）雕刻的非洲黑人雕像上的悲苦表情所感動，所以決定要去非洲成為叢林醫生，他在自傳中說，「我一直無法接受自己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卻眼見周遭許多人在悲傷與痛苦中掙扎；我絕不能視好運為理所當然，必須奉獻予以回報」。
醫療奉獻精神與典範學習
當年，黃榮村校長親自帶學生去非洲看看史懷哲的墓園，墓園裡還有他的家人，他一生就認同這個地方，這是一個多大的「現場教育」，讓學生重新認識什麼叫同理心跟同情心與典範學習，慢慢建立起心中的蘭巴倫，「你可以觀察到別人痛苦的表情（3rd-person experience），這個比較簡單，這叫第三人稱的經驗，但難以真正體會到別人心中真正的苦痛（1st- person experience），就像看電影有的人會感動，在不同的時間，這個人哭了，另一個人則沒反應，這就是第一人稱經驗，這也是科學上仍難理解的部分，該領域的研究稱為社會行為的神經科學（social neuroscience），被稱為是一種大科學，也是Science與Nature喜歡刊登的論文。」
從醫療典範身上學習同理心與同情心
CMU「重返史懷哲之路」活動相當出色，也到台北與教育部部長合開記者會，學生露臉，校友都表達支持之意，覺得很有榮譽感；2013年10月24日晚上，「我們在台中市中興堂舉辦《史懷哲非洲行醫百年紀念音樂會》，史懷哲的孫女非常感動，她是鋼琴家，當晚參與CMU樂團同台公演，NSO首席親來指導、陳樹熙教授協助指揮，百年行醫活動很成功，找企業家朋友幫忙募款13萬美金（含誠品吳清友1萬美元）捐給史懷哲基金會10萬美金，當為亞洲紀念活動窗口。」
已故的成大校長黃煌輝在評鑑的場合公開說：「這是教育部教學卓越計劃推動以來，最有特色、最划算的投資。」之前許多教育界的朋友不太了解，「我為什麼跑到中國醫藥大學來當校長，台大醫院謝長堯教授後來跟我太太說，現在比較了解黃教授為什麼去CMU當校長了。」
回國後之實習態度與建立心中蘭巴倫
令人欣慰的是，當年的醫學生洪上凱，現在林口長庚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先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2023年7月到加薩走廊執行人道醫療任務，10月遭遇哈瑪斯與以色列戰爭，在危險之地從事緊急醫療與人道救援工作，回來後出版華文第一線實錄；洪上凱醫師告訴黃校長，是史懷哲之行的火苗，燃起了他心中一點光！
危機時刻之專業倫理表現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人的成長過程經常充滿誘惑、混亂與不良的角色示範，醫學教育與專業倫理應以當代及台灣實例當為教育素材。舉例來說，美國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計畫，台灣SARS期間醫生與實習醫學生之表現、選舉期間洩漏病歷、在壓力下取用麻醉藥品協助謀殺分屍等事件。
塔斯基吉梅毒（Tuskegee Syphilis）實驗計畫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計畫（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1932-1972），是一項前美國衛生署（PHS）在阿拉巴馬州Tuskegee所進行的臨床實驗計畫。實驗開始之初（1932年），梅毒還是無藥可醫的絕症，但1943年發現青黴素可醫治梅毒後，研究人員為了使該實驗繼續進行，不對患者施以有效治療手段，甚至企圖阻止參與實驗的梅毒患者去接受有效治療，後被揭發，成為醫界之恥。
自私與圖利下的倫理困境
以醫學研究之名來掩蓋對人權的嚴重違反，這是共犯結構，集中營的人體實驗亦同，Tuskegee的案例發生在非戰區的民主社會，且長達40年，令人驚駭不已；美蘇冷戰時期，心理學家也曾協助CIA發展各種偵訊技術，包括使用幻覺誘發藥物與催眠術，CIA發展偵訊與折磨技術，以獲取資訊。令人遺憾的是，社會能否從歷史中獲得教訓？黑格爾的話看起來更切中人性弱點：「經驗與歷史教導我們：人們與政府從來不曾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或在歷史所演繹出來的原則上做出行動」。
Insight與覺悟是一切改革的開始
所以在醫學教育過程中，必須先打預防針，可能是增強人性正面展現，與在人性沉淪中恢復警覺，回到初衷的良好作法。大家有了這種認識以後，醫學生就可以授袍宣誓了。
世界醫學會日內瓦宣言醫師誓詞（1948）
世界醫學會日內瓦宣言醫師誓詞（1948）：「當我進入醫業時：我鄭重地保證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憑我的良心與尊嚴從事醫業；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顧念。不容許有任何年齡、殘疾、信念、族群、性別、國籍、政治立場、種族、性傾向、社會地位或其它因素的考量，介入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
中醫學生授袍時唐孫思邈證詞大醫精誠
中醫學生授袍時唐孫思邈證詞【大醫精誠】：「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
「醫學人文與教養」其中「不忍人之心」，是教養中最重要元素，18世紀康德道德律提出的第3種表述說「在任何情形下，無論對待自己或對待別人，總是要把人當作目的，而不要把人當作工具」，可視為醫者不忍人之心的清楚理念。
行醫的道德預警
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語錄中曾講過（未出現在醫師誓詞中）：「醫生對疾病之處置要做好兩件事『幫助改善或者不要造成傷害』（To do good or to do no harm）」，這是醫學教育的基本訓示。與這句話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照顧面更大氣勢更為驚人的，是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1791）的Make no law之精神『國會不得制訂關於下列事項之法律：宗教之設立、禁止建教之後的信仰自由、剝奪言論及出版自由、人民和平集會結社以及為要求冤屈救濟向政府請願之權利。』」Do no harm與Make no law這兩句話，對想獻身醫療或公共事務領域的人而言，應該是最起碼的入門密碼，它們首先都表現出不忍人之心，並當為橋接情與理的槓桿。
剛性與軟性之間：大體解剖課程的人文面向
「解剖課程是醫學人文教育的開始，我都要求學生要參加大體啟用法會跟儀式，也當成是一種學校的莊嚴宣告，期許學習者當真，永懷敬謹之心，更感謝大體老師的家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吳嵩山主任邀請中華甲骨文學會理事長，在醫學院解剖教室旁邊用甲骨文撰寫「大愛澤醫」、「人文關懷」兩行字，讓學生一時都猜不出來，後來猜出來以後，就永遠記住不會忘掉，提醒同學常要持虔敬跟認真之心。學生也都要看一部影片，影片上有有一位大體老師生前對醫學生的期望，他說：「我寧願你在我身上畫錯1000刀，但不要在病人身上畫錯一刀。」
自己形塑自己人生的風景！
講座結束前，黃榮村前校長感性的說，他小時沒機會立志，忽然長成這樣，跨域又轉行，自己也嚇一跳；所以，他常告訴年輕人，小時候沒立志沒關係，當時門縫小，長大了還是有機會，可以開更大的門、走更遠的路，你只要認真抓到機會，可以立個『現成志』；他殷殷期許，CMU同學在學習道路上「莫忘初衷，心存公義，全力以赴」，自己來形塑自己人生的風景，這個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