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發50週年 文化傷痕欲言又止

大陸文革專題之15（中央社記者馮昭台北16日電）不少的中國大陸計程車司機是很好的社會觀察者，尤其是在遇到堵車時，他們的感想往往源源不絕。

一回，搭計程車，司機大哥聊起，他的幾位哥哥要從國外回上海探親，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教授，一個是…「你的哥哥都很棒啊」，隨口接了句話。

沒想到，萍水相逢的司機大哥突然感嘆起來說，其實這幾個都是他的堂兄，是大伯家的孩子，「他們家有機會就把孩子送去念書」。他接著說，「我家書念得少。我爸爸也沒錯啦，就是當年政府說什麼，就聽了。」

文革創傷 存在無意識中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點燃後，知識分子一直是文革的主要目標。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就鼓勵全民造反，不僅政治上出現動亂，教師被鬥死，所有大學關門，教育系統幾乎被毀滅。

上述年約50歲上海司機對家族現況的不經意回顧，正反映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曾號召年輕人「打、砸、搶、燒」，「造權威的反，造傳統的反」，在此時代中成長一代的不同面容。

法蘭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 Freud Institute）心理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Tomas Plänkers）曾說，中國大陸民眾仍生活在10年動亂遺留下來的心理創傷之中

普倫克斯認為，文革話題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德國大屠殺已有證據表明，在心理上的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這些後果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延續，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

台灣人情味 成鮮明對比

2012年中國大陸「新周刊」375期寫下「人人在台灣看到的最美風景是人」。不久之後，大陸青年作家韓寒在「太平洋的風」，寫下自己在台灣一連串遇到好人的經驗：朋友的眼鏡壞了，陪朋友在兩家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配眼鏡，都遇到貼心幫助他朋友的好老闆；手機掉了還能找回，而且是計程車司機主動把手機送回飯店。

大陸接連幾篇描述台灣「人好」的文章刊出後，從此，台灣的人情味、深植在生活當中的中華文化底蘊，成為吸引大陸旅客來台旅遊的一大賣點。

一名在大陸工作的台籍幹部對中央社記者說，他接觸的大陸同事中，有一部分人，不算少數，到台灣旅遊是希望遇到韓寒說的「太平洋的風」，就是遇到好人好事，因為他們在大陸沒遇到過。

有年輕媽媽帶著孩子到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索取台灣觀光資料時，輕聲對孩子說，「我要帶你去看什麼是禮貌」。

有剛從台灣回到上海的大陸民眾帶著興奮的語氣對中央社記者講完在台北問路的經驗後，接著若有所思地表示，「台灣社會相信人…因為你們沒有經歷那個時期，而且你們有宗教信仰，相信善」。

「太平洋的風」寫了台灣不同角落的好人，在結尾則以不點名的方式提到文革的影響：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

面對文革佛地魔 反思也沉默

在文革結束將近40年後的今天，不難聽到大陸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對文革遺留問題的反思。但如果不是和熟朋友聊，他們似乎很少直接說出「文革」二字，比較常聽到的代名詞就是「那個時候」、「有段時間」。

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也就是，中共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做出一個徹底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團的決議，但這個決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上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團，但是文革對於中國大陸的民族、社會、民眾的禍害，幾乎沒有涉及。

多年來，文革在大陸公開場合和民間都仍然是禁忌話題。這種詭異的氣氛就好像英國魔幻小說「哈利波特」故事裡，多數人不敢直呼「佛地魔」名諱。

英文短篇小說集「即將到來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是關於文革的作品，現居美國的女性作家徐軍曾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對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願的，而非被迫的。」

她說，因為那段記憶會讓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讓施害者覺得羞愧。讓人們對文革的感情更加複雜的是，很多人輪流扮演了兩種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父母不會向孩子講述那個時期的經歷。這個原因，連同教科書對這段歷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輕一代的無知。這也正是危險的所在：因為後代並未吸取教訓，將來這種災難可能會重演。

對文革的集體沉默曾在兩年多前被短暫地打破過。

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2014年1月號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文章，其中「沒有解放思想，我們黨就不可能在十年動亂結束不久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啓我國發展的歷史新時期…」引起海外媒體廣泛關注。因為，這是習擔任中共總書記後，首次以「十年動亂」來形容文革。

在此之前，2013年11月底，習近平在山東曲阜考察期間，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並與專家學者座談。參加座談的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後來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在座談會上，習近平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也講到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戕害。」

那段時間，相當多當過紅衛兵的人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在狂熱的青少年時期的所作所為道歉。

徐軍說，當時看上去，就像是2008年「即將到來的道歉」這個書名所作的預測終於成真了一樣。但很快，這個願望就破滅了。道歉的聲音很快便消失了，就像一縷青煙，外界再也沒聽到這種聲音。

文革結束將近40年以來，大陸當局對文革的研究和討論有時嚴、有時寬，即使曾經是文革受害者的當政者也會嚴控文革相關議題。而親歷文革的小市民在數十年後，對於文革的記憶有時是選擇性的。

也是搭計程車。中央社記者多年前在重慶遇到一名健談的司機，講到早年當紅小兵跟著一群人到北京的經驗，他語氣亢奮地說，「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京做了什麼事他沒詳細說，只記得這段聊天的結尾收在他說，「小時候沒念書，只好開出租車（計程車）了」。

其實，以非技術工人來說，出租車師傅（計程車司機）在大陸算是收入不錯的，但很巧的是，沿海的上海，內陸的重慶，中央社記者都遇到感嘆當年沒能多念點書的司機，但是該讀書的歲月為何錯過了，兩位師傅的回憶似乎都遇到斷崖。

理性選擇下的瘋狂

曾先後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王紹光是在1977年大陸恢復高考（大學聯考）時考入北京大學，是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大的同班同學。他的康乃爾大學博士論文中文縮寫本199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在書中，王紹光指出，大多數他採訪的對象仍然堅持認為，他們是受了毛的愚弄才參加文化大革命，並表示他們參加這場運動是為了毛，而不是他們自己。

從20多年前王紹光對曾在湖北武漢參加文革群眾的訪談，到現在中央社記者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大陸一般民眾，他們對文革不是沒有感想，但外顯的現象是，許多人似乎只希望留下感到光榮的記憶，淡化不愉快，並合理化自己曾經的作為。

他們為什麼這樣解釋？王紹光的觀察是，「在意識的層面上，追隨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潛意識的層面上，他們是相當理性的」。他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反對毛澤東就沒有活路，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毛的擁護者。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毛代表正義。「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在潛意識裡，在實際行動中，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弗洛依德指出，人們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現在意識中，出現在意識中的往往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潛意識。

當心中的理想與現實衝突時，對於曾經發生的文革，人們潛意識地合理化自己曾經的作為，淡化自己或上一代留下的不好記憶。但是，掩蓋，不代表沒有傷口。這仍然是所有中國人遲早必須面對的。10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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