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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官方喊了多少次要對民企、國企「一視同仁」，為何還是做不到？中共政權下，民營企業能有真實穩固的經營信心嗎？
儘管2022年的中共20大報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乃至今年「兩會」都釋放出要力挺民企的訊息，但根據財新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2月底在「浦山講壇」中說，透過對大量政府採購數據的研究，了解到許多民企目前已經拿不到政府的訂單。
姚洋表示，在中美博弈、新型舉國體制的引導下，政府訂單都先給國企，再由國企發包給民企。偏偏這些訂單金額很大，很多民企被逼得沒辦法，只能引進國企占股，如此一來不但有機會拿到訂單，還能享有僅一半不到的低利率。
多數國家都有國營企業，但大多限於能源、軍工等與國安和重大民生有關領域，而非像在中共治理下，除了創新領域外，所有的傳統行業幾乎都有國企，「與民爭利」的現象普遍存在。
連低進入門檻的書店，都有國營新華書店搶占最好的地點，不計成本經營。畢竟書店是跟意識形態相關的領域，國家當然不會放手。
民營企業在中國是一種尷尬的存在，像是被塞進了不合身的衣服。這件衣服是體制，是法規，在衣物沒遮到的地方，有本事者競相投入資本「野蠻發展」；在衣物過緊的部分，則處處掣肘，隨時要有被國家突如其來監管限制或左派人士莫名攻擊的準備。
不要忘了，中共奉社會主義為圭臬，民營企業的概念不過是這30、40年的事，如何為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找出與共產黨執政不矛盾的說法，就花了長久時間。
中國在1970年代末走向改革開放後，1981年，個體商戶被允許可以雇用7個以下人員；直到1988年，私營企業才獲得合法地位，被定位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到了1997年，中共15大報告改稱「非公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企在中國始終是「先有事實、再給名份」，但法律跟不上，又掣肘了這些企業的健康發展。
中共的「心病」在於：不能任意縮減國有企業，還要透過國企施展黨對行業與資源的控制。習近平當上中共總書記後，一邊說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邊強調「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但實務上兩者相矛盾時，優先順序又該如何？
中國民企當前面對的環境可謂「內憂外患」：在國內要跟資源豐沛的國營企業競爭，在國外市場上，又因為國際「排中」新供應鏈成型、產業外移、防疫清零等因素，外貿訂單大量流失。然而，最壞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好的時代，這個「好」在於：既然眼前拚經濟最重要，對民企不必要的折騰都可以少了。
民企在中國扮演著「56789」角色：貢獻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毛額、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如果不是這些功能，它們受到的打壓和漠視會更嚴重。
但是，民企作為政權「工具」的角色並沒有改變，一旦經濟恢復，它們又將被要求配合細節不明的共同富裕政策。
在台灣，郭台銘可以表達想選總統；在對岸，沒有犯法但惹怒當局的馬雲，卻只能低調出現在海外；再怎麼有錢有權的老闆，也可能因為要配合當局調查，突然與外界失聯。中國民營企業家在黨和國家面前，永遠渺小。（編輯：朱建陵）1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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