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特區兩樣情 社團政治造就澳門保守氛圍

澳門主權轉移20週年專題（中央社記者沈朋達台北18日電）不同於香港成為「抗爭之城」，澳門獨特的社團政治形塑了保守的氛圍，20年來少有政治風波。而傳統社會該如何面對年輕一代多元的非物質訴求，將是這座城市未來的課題。

對珠江三角洲而言，2019年並不平靜，香港6月掀起的「反送中」運動已延燒半年，堪稱主權轉移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而在珠江口另一側的澳門恍如置身平行時空，正準備迎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到來，慶祝主權轉移20週年。

2014年，澳門政府提出一項支付退休高官高額津貼的法案，被社會批為「自肥」，激起了2萬市民走上街頭的「反離保」運動。除此之外，回顧過去20年，澳門甚少出現大型社運或政治紛爭。

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相近的特區，為何有如此不同的政治氛圍？

●社團政治與保守的政治文化

「大家常說『港澳、港澳』，雖然這兩個城市這麼接近，實際上卻截然不同。」澳門立法會議員蘇嘉豪近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這麼說。他曾是當年「反離保」運動的核心人物，2017年成功進入立法會，成為這座城市少數的民主派議員。

談起澳門保守的政治氛圍，蘇嘉豪認為是一項遠因和近因造成。遠因部分，必須追溯到1966年反對葡萄牙殖民政府的「一二．三事件」，當年葡國向中共低頭，配合掃除親國民黨的右派勢力；消極治澳的方針，也讓左派社團取得澳門政治的主導權。這段歷史造就了澳門建制派今天難以撼動的優勢地位。

同一時期發生在香港的「六七暴動」，英國殖民政府選擇強力鎮壓左派，並在之後積極革新公共治理。因此蘇嘉豪說，「『六七暴動』是港澳的分水嶺，從此之後，雙方就走向不同的發展方向」。

近因部分，蘇嘉豪認為，澳門政府2002年開放賭權，吸引外資賭場進駐後，高速發展的經濟，鞏固了民眾對政府的支持。

不過，建制派團體在香港也有，為何澳門的左派社團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蘇嘉豪認為，澳門政府和左派社團間，存在一種「交換忠誠，換取保護」的關係：確保成員對政府的支持，來換取政府保障社團優勢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政治方面，社團有影響政府決策的優勢。澳門的立法會議員採官方委任、間接選舉（類似香港的功能界別）和直接選舉3種方式產生。而其中直選議席僅占不到半數，間接議席則多由「愛國愛澳」的社團所囊括。

目前立法會33個議席中，建制派占了28席，具有絕對優勢；此外，澳門政府也經常委任社團人士擔任各項諮詢委員會成員，參與政府的決策。

經濟方面，則表現在政府對社團的補助和項目合作上。蘇嘉豪指出，澳門政府每年以財政補助社團；同時將辦小學、幼稚園和養老院等福利事業項目批給社團承接，社團藉此獲得大量收益。

據統計，澳門主權移交中國時約有1700多個社團，而目前總數已飆升到9000多個。

曾任教於澳門高教界的台籍教師Rita（化名）指出，綿密的社團網路和澳門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許多民眾都仰賴社團所提供的福利，好比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街總）所開設的長者頤康中心，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工聯會）所創辦的勞工子弟學校；舉凡就學、就業，都有機會和社團打交道。

「所以我在澳門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唔好搞咁多嘢啦』（不要搞那麼多事啦），」Rita說，「在這種封閉的人際關係下，大家都不想多說話，擔心被盯上。」

Rita也指出，雖然港澳同為移民社會，但兩地的政治文化相當不同：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影響的香港，較鼓勵公開的意見表達。而二戰後大量反共人士的移入，和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也讓香港社會存在反共的意識形態。

相對而言，她認為澳門仍是傳統華人社會，經濟性移民對中國有濃厚的血緣情感，對於中共也不必然反感。

蘇嘉豪也同意「傳統社會」的說法，他說，這種「妥協優先，對抗最後」的社會氛圍，讓澳門人普遍接受政府宣傳的主旋律：「多講經濟民生，少講政治民主」。

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變化，社團政治的隱憂也逐漸浮現。蘇嘉豪指出，越來越多民眾選擇直接向政府表達訴求，社團的「維權」功能正在降低；同時，社團也出現代表性不足的問題，這點從2000年代爆發的幾場激烈工運就可看出。

他也指出，近期許多年輕人開始關注文化保育、環保和政治改革等非物質議題，而這些也非傳統社團所能涵蓋的範圍。

●反送中下的澳門

8月19日，香港「反送中」抗爭如火如荼之時，一群澳門年輕人在市中心的議事亭前地集會默站，隔海聲援，最終有7人被警方帶走調查。

蘇嘉豪說，就他觀察，不少年輕人都透過網路默默關注彼岸的情勢，但社會上對這場運動的討論並不多，其中一個原因，就和「23條」有關。

和香港一樣，澳門「基本法」第23條也載明了保障國家安全的條文；但不同於香港社會對此抱有疑慮，澳門在2009年便已據此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法」。然而，過去10年間，政府也未曾動用過這項法律。

「不過『23條』就像心魔一樣，令大家在發言上有所顧忌，」蘇嘉豪說，「就算10年都沒動用過這條法律，實際上也已經達到效果了。」

然而，「反送中」對澳門政府也並非沒有影響。2018年，政府推動「民防法綱要」立法，其中的「謠言罪」一度讓新聞界擔心因言獲罪。而蘇嘉豪指出，在「反送中」情勢越演越烈、主權轉移20週年將至之際，這部法案目前還在議會中等待二讀，遲遲未進入實質審議。

北京近期不斷盛讚澳門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蘇嘉豪笑說，作為一個澳門人，自己對這番稱讚挺無感的，「因為這句話明顯是要講給外人聽的，它的潛台詞是『澳門可以，香港為什麼不可以』」。

在這樣的語境下，澳門沒了主體性，就如同「港澳」一詞常見的意涵，澳門終究只被視為配角。

●告別貧窮的下一步怎麼走？

台籍教師Rita說，作為一個「局外人」，要對澳門封閉的政治、賭場的社會問題提出各種的批評，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過去幾年的澳門生活，讓她看見了「局內人」的困境。

她說，自從賭業開放後，澳門擺脫以往的貧窮，也擺脫長久以來矮香港一截的「小老弟」情節，市民的自信心提升不少。

Rita表示，縱使目前的政治環境、發展模式不盡完美，但澳門人也明白，現有的一切來自這樣的體制；一旦體制改變，澳門的明天將會如何？

告別貧窮後，澳門人對未來有更多非物質的訴求，而多元追求該如何與傳統社會互動，或許是澳門下一個10年的重要課題。（編輯：張淑伶）1081218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