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政治：波海三國一瞥

立陶宛與台灣的關係去年起快速發展，台灣閱聽眾對波羅的海三國的興趣也明顯升高。記者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恰好有機會首次造訪這三個國家：由北到南依序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再次深切體會何謂語言政治。

說來有趣，記者曾在俄羅斯求學，去年以前卻從未造訪鄰近的波海三國。不過，在累積較多知識及走跳「江湖」的經驗後再來看這三個有複雜歷史、與俄羅斯關係絕不簡單的國家，確實較容易不被似是而非的論點或資訊誤導、不被表象迷惑。

當然，這也是「相較而言」，任何對真相、事實有基本嚴謹態度的人都不能排除自己判斷偏誤的可能性。

在台灣生活一段時間的人大概對語言政治都有些認識：選擇使用或刻意不使用特定語言、字詞，可以是具有政治意涵的表態。

基於歷史因素，包括蘇聯時期莫斯科當局有計畫的移民政策，波羅的海三國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謂俄語社群，其中又以拉脫維亞人數最多，約占總人口3至4成。

這些人不一定是俄羅斯裔，但往往以俄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或者俄語是他們重要的謀生或謀取商業、政治利益的工具。光是有俄語能力還不夠，更有意義的指標是「認同」：無論是情感或利益考量，或受莫斯科宣傳影響，重要的是擁有恐怕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大俄羅斯」認同及世界觀。

欠缺能和諧呼應莫斯科主旋律的「正確」認同及世界觀，不但難以被視為「自己人」，恐怕自己也會盡可能避免被貼上社群成員的標籤。

俄語社群在波海三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行為特徵是值得另作深入研析的題目，在此不多談。不過，值得台灣留意的是，俄語社群的影響力或參與形塑的政治氛圍，足以牽動台灣與個別波羅的海國家的關係。

先不談比較宏觀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問題，語言使用習慣對資訊取得和判斷的影響應是顯而易見。若對俄語媒體缺乏鑑別能力，長期耳濡目染之下，自認不具特定政治立場、客觀中立的人也可能在莫斯科需要時，成為被操作、利用而不自覺的「有用白癡」。

莫斯科對抗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西方惡意勢力（無論確切的政治宣傳或外交話術為何，「觀其行」永遠比「聽其言」重要），戰場可謂遍地開花。

以立陶宛為例，在廣大民眾、更遑論統治當局至今仍未擺脫「帝國思維」的俄羅斯，對這個「志氣高」波海小國的態度一向很難稱得上友善，而在台立關係升溫的情況下，莫斯科進一步操作影響立陶宛各界對執政聯盟觀感的輿論、甚至與北京協作，除了是打擊「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政策，也是箭指台灣與立陶宛的重要盟友：美國。

有趣的是，記者本月上旬在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專訪立陶宛1990年脫離蘇聯、恢復獨立後第一任元首維陶塔斯．藍斯柏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前，曾兩度詢問他是否考慮以使用經驗可能更豐富的俄語受訪，在仔細探詢報導露出平台的性質和目標受眾後，俄語造詣恐怕還勝過許多俄語母語人士的他決定以英語受訪。

寫到這裡，記者想到在西方成功建立良好形象（這其中不乏總是需要「英雄」的媒體，以及為圖自身方便的西方政治圈推波助瀾）的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若對蘇聯體制有較深入了解，直接聽或讀他歷年的俄語發言第一手內容，就不得不肯定口譯師和文膽在他的「西方形象工程」居功厥偉。

這也是對台灣媒體和閱聽眾的提醒：對任何語言的外媒都需隨時保持健康的警醒與有建設性的批判態度，對台灣記者在海外從事第一手報導的能力，則不需先入為主地有過低期待或要求。

位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Riga）舊城區一帶的「自由紀念碑」。紀念碑高達42公尺，於1935年落成，紀念1918至1920年的獨立戰爭，刻劃拉脫維亞文化與歷史以及自由女神高舉3顆星。拉脫維亞於1940年代遭蘇聯占領後，共產政權原考慮拆除紀念碑，但又忌憚社會反彈，因此重新詮釋紀念碑意涵，稱其讚揚共產政權解放3顆星象徵的波羅的海3國，自由女神則成了「俄羅斯母親」。（攝影：陳韻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