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嘻哈張睿銓 返去囡仔到最初

也許是最初，不知道該如何起頭。張睿銓他講了一個小時候的故事：四、五歲時，在嘉義民雄阿公家三合院的一口小井旁，某天下雨午後有條蛇正在在吞食一隻青蛙，霎時青蛙的頭完全被蛇嘴吞沒，露出兩隻蛙腿動呀動，大概就這樣完了吧。

「三合院的小朋友看到都嚇跑了，我當時第一時間也是跑了，後來想了想不太對，拿了個石頭跑回去，我對著那隻蛇擲石頭，蛇把青蛙吐出來，蛇跑走了蛙活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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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張睿銓發表「囡仔」，是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第一首記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rap歌曲，那年29歲正在大學教英語寫作，「囡仔」是寫給哥哥剛出生的小孩。

「我一直都想要寫一首描述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歌，」從小就跟著差五歲的哥哥一起聽音樂，兄弟共眠的床頭收音機裡，哥哥放什麼他就跟著聽，對重金屬和Hip-hop尤感興趣。批判題材在西方不算太特別，很多歌都唱和著家國社會，不同文化語言的族群都在做這件事。

「台灣為什麼一直沒有這樣的歌出來？我想要寫一首歌，清楚記錄二二八對國家暴力的控訴，這是我想要寫的。」

也許，台灣人的各類型藝術創作因為受限過去文化社會薰染，而形成了某種框架：不要談政治、不要去批判。張睿銓成長過程中則沒有這種束縛，於是在他的創作中，刻意擺脫對語言價值觀的限制，以台語嘻哈打破對使用台語者偏見的框架。

「我們會對創作題材侷限，很多時候是自己給的，能否突破應該先反問自己有沒想過這個問題。」

原以為「囡仔」直白的歌詞曾經困擾他，事實上並沒有，張睿銓反而更加謹慎的處理歌詞史觀：一首歌要好聽、有情感的表達想敘述的主觀事件，考量不同族群對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觀點。如何取得平衡，是他創作時面臨很大的挑戰。即便如此，在他心裡「囡仔」仍未臻完美。

「一方面我希望能盡量做到所謂的客觀，但一方面又難以避免的，若說她是個藝術作品，通常一個最沒藝術價值的作品就是客觀作品。至少在當下，她記錄了我想要做的事。」

「我從小聽的重金屬樂團都在罵在譙 ，為什麼不能也做一樣的事？」（張睿銓提供，攝影：盧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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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張睿銓與國際reggae樂團Red-I & the Riddim Outlawz共同製作單曲「希望的所在」，是台灣流行音樂史上第一首台語草根雷鬼歌曲。

林雙不《大聲講出愛台灣》是張睿銓父親的藏書之一，他在小學時便垂手翻閱。書中一句「身為一個創作者──無論哪個領域都好，要有一份社會責任。」被他摘下成為心中一粒種子，在未來的自身上發芽。

而最初愛上音樂的入口，則是國中資優班紓壓的出口。每個學校的第一名湊在一塊，原本名列前茅的優越感最終成了挫折感，充滿考試的生活也令他煩心。哥哥聽的重金屬音樂好吵，竟能讓他靜下心來，張睿銓從此藉著重金屬忘卻課業的巨大壓力。

因為想知道這些來自美國的音樂唱了什麼、為何如此憤怒，張睿銓開始看歌詞查字典，一個字一個字查，到後來也就開竅了。

朱頭皮朱約信的「我是神經病」專輯，則是他用台語做rap的啟蒙，認真「惡搞」出的專輯，開啟當時國中的他對台語創作的想像：原來台語表達嘻哈歌曲毫無違和，關鍵就在於建立使用母語創作時的自信。

「林雙不在小說中述說農民的痛苦及對社會批判的觀察，他想透過小說傳達社會問題讓外界所知，對我來說也一樣，我只是換成了音樂創作的形式，用音樂來表達。」

2016年朱頭皮新專輯發表會，就在張睿銓的想想空間舉辦。（張睿銓提供，攝影：盧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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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張睿銓身為｢轉型正義座談會｣與談人之一，轉往政治大學英文系任教，自資籌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

##2010年，參與｢鄭南榕殉道21周年追思紀念會｣，演出「囡仔」和「希望的所在」二曲。

第四代基督徒、父母都是老師，張睿銓從小住的學校教職員宿舍與眷村沒兩樣，鄰居老師們很多都是隨國民黨來台。在家講台語，教會牧師傳道也講台語，學校講國語，左右鄰居講什麼腔也就聽什麼話。張睿銓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可以快速地作語言轉換，因而培養出對語文和語言價值的敏感。

上台北念書後，說台語卻讓張睿銓變成「特別的人」。他對一段回憶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大學同窗們聊著南部人講話都有南部腔，南部同學穿著都很俗。張睿銓問，「我也是南部來的呀。」同學回一句「可是你看起來不像。」卻讓他心裡滿是問號。為什麼對南部同學有如此觀感？「我確實從南部來的，但在你眼中為何又不像了呢？」那不像是稱讚但卻傷人，因為好像也沒辦法說他們不對。

仔細追溯，這份在意有它獨特的起點。從小在教會被建立「追求正義」及「對人憐憫」的價值觀，深深影響張睿銓看待事物的觀點，包含做音樂、教書，還有對台語文的堅持。只不過南北學子匯聚的大學生活，湊巧觸發了他挑戰「語言價值觀」的燃點。

「講台語很俗本身就是偏見，這我很敏感。或許很多人覺得唱台語歌曲很俗，之後創作音樂時我就刻意挑戰這點，都用台語唱。」

「每個人都有特別的價值及能力，這些標籤底下都有他特別之處，若用一個標籤涵蓋所有人，那是不公平的。」

不久的以前，二二八事件僅是高中課本上一小段的隱晦敘事，張睿銓直到大學參加台灣文學營，從當時講師林義雄口中，才得知二二八事件全貌。赴美求學，因課堂需要到圖書館翻查台灣資料，發現許多國際媒體所報導的二二八，無論是客觀視角、細節記載，都是當時的台灣前所未聞。國外記者及文史學家們用著他們的語言，記錄了台灣國民黨軍隊如何對待反抗者。

「這世上有很多不同角落的人關心著，用許多文字資料記載著，二二八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甚至之後台灣的民主進程，也都被記載了。」

「我們實在不能妄自菲薄，不該小看自己，台灣爭取民主自由的難能珍貴，世界都有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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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張睿銓搬回台中任教；2014年擔任台中想想人文空間總監。現職中興大學講師，想想人文空間顧問。

寫不完所有的不正義，好比也承載不來所有的生計。在台北生活執教十年後，2013年搬到台中，流浪教師看不見的未來，就像都市叢林看不到的天空，「生活經濟壓力很大，租房子房東要你搬就得搬，沒法過一個能發揮想做事的生活。」之後張睿銓主動向中部的大學投履歷自薦，返回高中求學的台中落地，人生下個階段在此生根。

從那時開始，在大學任教的張睿銓每學年至少教授四門以上不同課程：除英文寫作教學，還有文化研究、電影多元文化主義、新詩創作、自傳文學等，音樂創作退居閒暇筆記。若從語言深耕角度檢視，張睿銓堅持的台語傳唱與語言教學，外界以為的衝突，或許只是人生走的深刻才看得見它耐人尋味。

身為教語言的老師，張睿銓敏銳地看見社會透過語言而呈現的問題：語言是文化傳承與認同的重要指標，下一代人若不再講上一代的語言，會慢慢薄弱對地方的情感連結及認同，對整體社會文化傳承會是非常大的傷害。因此，張睿銓除了教職，也擔任台中想想人文空間顧問，協助團體為各類議題發聲，讓更多人完成他們的斜槓計畫，多次與實驗教育和自學團體合作，深耕於與在地社區連結的角色，持續做「對」的事情。

「對教語言的老師而言，不會希望有任何一種語言消失。」

「一般人可能覺得音樂和教育是兩碼事，但在我身上，他們幾乎是同一件事。在這兩個不同領域，我做的事是一樣的。」

張睿銓在台中創立的想想人文空間

2015年張睿銓在「內地搖滾」。（張睿銓提供，攝影：陳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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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年創作精華專輯「出走」（Exodus）獲美國獨立音樂獎「JPF音樂獎」(Just Plain Folks Music Awards)入圍提名，包括年度Rap專輯、亞洲單曲、Rap單曲等3類。

一份執著足以撼動世界。張睿銓無意在大眾面前塑造何種形象，他說，想講的話都在作品中講完了，以後作品也不會再像過去這麼直接了，「要聽直接的歌，去聽囡仔吧。」未來作品將朝向對周遭親友人物更細膩情感的描繪，在他的想法裡音樂仍不斷演進，台語創作存在無數創新的可能。

至於台語教育，張睿銓從教語言的人師角度談道，許多母語教學模仿英語的教學模式，如果只為了讓家長或學校看見成績，那就是不對的教學方式。「母語應該是沒有課本的，在進入學校前就要有一定基礎。」在他的理想中，應該為學童創造沒有隔閡、可自在轉換語言的使用環境，就像國語學字彙造詞基礎前，學童早就已有母語的基礎資本可以溝通，這才是語言能越學越好的前提。

「如今的母語教學，因語言環境的貧乏，教師僅能刻意的在課堂中教台語、客語、原民語，用學外國語的方式學母語，這本身就已是種悲劇。」

創作「囡仔」後的10年再見張睿銓，內斂是看不見的成熟特質，訪談間透露的語言敏銳力淺淺道出心中對音樂的深情，對台語流傳的堅毅想法。隨他那些歌曲傳唱著人們遺忘的事，為了教育轉身成為一個深邃的返鄉人師，告訴學子「比我想得更遠、寫得更好，」一切變成永遠的曾經可能絲毫不在意，就連驕傲也沒有。

最後回到最初，那蛇吞青蛙的故事，實在有力量。張睿銓這麼說：

「不記得當時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但我就是去做了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