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任職於《紐約客》雜誌，卻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從事警衛工作十年，在這潛藏於偉大藝術館藏的生活中，與各式各樣的人相遇，他筆下各種人物活靈活現、藝術展品在其引導下躍於紙上，不僅感受美的悸動，也在作者自我療傷及成長的過程中，一起開出生命的新篇章。
內容節錄
《博物館的守望者：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我》
6 血與肉
「畢卡索來到大都會美術館」是我參與的第一場熱門展覽。這是個締造紀錄的展覽，有些日子甚至吸引超過一萬人參觀。展覽從一九一○年一幅青少年時期的自畫像開始，而在十幾間展覽室之後作為結尾的，是從八十七歲的藝術家僅用兩百七十天便完成的三百四十七張系列版畫之中選出的作品。誰料到大都會竟擁有幾百件畢卡索——畫、陶瓷、雕塑、繪圖、版畫——每次都只有一小部分拿出來展示？事情到現在才揭曉。
我的同事大部分都不喜歡「秀」——這是我們對特展的叫法。「簡直像馬戲團」，有人如此發牢騷。在「秀場」工作，就是要管理沒完沒了的推擠和嗡嗡低語，對向來站在莊嚴堂皇的B區的警衛來說，實在是惡夢。不過我是例外。此時我感到某種魔術般的氣氛——展覽室裡充斥的能量、參觀者感到超越期待或感到困惑、人們小聲叫著「藍色時期！」——我告訴展區主任，可以盡量把我安排在特展裡面。他同意，這樣子每個人都開心。於是在四個月之間，我便在畢卡索寬闊的腦袋中待了兩百個小時。
某個週日，我的崗位在高約一．八公尺的《演員》（The Actor）前面。這幅粉紅色時期的作品不久前上了新聞。幾個月前，一名不幸的參觀者跌倒撲向這幅畫——不是這名參觀者的錯——在畫的右下角造成一條約十五公分的垂直撕裂傷。這幅畫現在已經修復，以玻璃保護著，但我看到參觀者傾身靠近去瞧那道隱約的傷疤時，總會不由自主地緊張。現在，請想像展覽室擠滿了努力占位觀賞畢卡索畫作的人，也想像用來把作品和群眾隔開的護城河般的狹窄通道。在展覽室的另一端，我注意到一名男士愉快地進犯這條狹窄通道。我揮手，雖然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不知如何解讀我請他往後退的啞劇，所以選擇過來跟我說話——說話本身是沒問題，除了最短的路徑就是那條我試著要他避開的窄道。他大喇喇地向我走來，肩膀立刻撞上框著畢卡索〈白衣女子〉（Woman in White）的畫框。
那幅靠銅線從天花板懸掛的畫搖擺了一次，兩次，三次。當恐怖的擺錘運動終於停下來時，我覺得自己彷彿經歷了一次地震，整個現實彷彿暫時失去根基。有人直覺叫出「天啊」，人群從那人身旁退避，而他舉起雙手，我猜是在看我是否會將他逮捕。我叫來區域主任，最終被告知畫作絲毫沒有受損，也沒有受損的危險。但我不知道。當你剛目擊了盪鞦韆的畢卡索，很難相信一切真的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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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週後，我又受到另一次驚嚇。我等候自己的崗位通知時，翻開《紐約時報》，讀到巴黎發生了藝術品竊案，遭竊的有一幅畢卡索、一幅馬蒂斯、一幅布拉克（Braque）、一幅萊熱（Léger）和一幅蒙迪利亞尼（Modigliani）。似乎有一名單獨作案的竊盜在夜裡打破一扇窗（後來警方得知，他實際上很有耐心地連續花了七個晚上對付那扇窗），然後帶著價值一億美元的現代藝術消失在巴黎十六區。這是又一次提醒——彷彿我真的需要提醒似的——博物館並不像乍看之下那樣對混亂免疫。博物館不是鎖住的金庫，是由人構成的；而只要仍是由人所構成，就必須面對人所帶來的弱點和詭計。
一天下午，我在希臘羅馬展區站崗，一位老前輩懷特海先生指著一個看起來很尋常的希臘大理石頭部。「你知道這是誰嗎？」
我不知道。
「赫爾墨斯。」他說：「你知道他為何會出現在中央車站的寄物箱中嗎？」
我也不知道。
「讓我來告訴你。那是我在這裡任職前不久，應該是一九七九年。我聽說那是個沒什麼特別的日子，除了那天城裡有圖坦卡門展以外——那是我們最大的秀，你可以去查。那是不是原因之一，我也說不準。我所知道的，只是有個可憐的警衛在希臘展區轉了個身，然後一個基座就空了，而他很確定那個基座之前不是空的。過幾天，來到二月十四日情人節。警方收到一個線報，說如果他們在找赫爾墨斯——順帶一提，他也是竊賊之神——應該會有興趣到中央車站的某某號寄物櫃看看。所以警察鳴著警笛去了，撬開寄物櫃的門。當門大大地敞開時，他們確確實實地就瞪著這雙空洞的眼窩。」
我們兩人都看向那雙眼窩。
「這還不是最奇怪的部分！看這裡，左眼上面⋯⋯這個位置一直都有一個小小的心形刻痕，沒有人知道是誰或為什麼造成的，是意外還是什麼緣故；總之那痕跡一直在那裡，搞不好已有幾百年。然後⋯⋯」懷特海沒有必要地壓低聲音：「赫爾墨斯回到家後，被發現右眼上方出現了另一個心形刻痕。樣式相同。新刻出的對應的心！我發誓，布林利先生。你可以去查。」（後來我真的去查了。他說的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