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糊照：中國大陸新聞的已知與未知

回憶是一條漫長的旅程，在中央社服務的歲月中，我為這座中華民國百年新聞大廈貢獻了一磚一瓦嗎？抑或錯失遺落了什麼？自1980年考進本社至退休的30多年光陰，我努力思索其中的點點滴滴，猶如在迷濛的大地尋找若隱若現的蹤跡，時而有驚奇，時而有慶幸，時而有遺憾，時而有自責，而悵然若有所失，絕對是此刻落筆時的心情寫照。如果時光能倒流，如果我能再一次站上新聞前線，我想要更辛勤地工作，更妥善地完成任務，不再留下任何欠缺。然而歷史沒有如果。

2008年西藏發生舉世震驚的「三一四事件」，當時中共嚴管入藏，事件發生後約兩週，才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安排十多家中外媒體採訪團前往拉薩，中央社當時正由我輪駐北京，忝為採訪團其中一員，就這樣踏上前往拉薩的行程，這趟採訪也成為我工作生涯的眾多憾事之一。

西藏三一四事件 大昭寺內喇嘛的哭泣

2008年3月26日下午，黃季寬搭機抵達拉薩。（黃季寬提供）

我們在3月26日下午搭機抵達拉薩，27日上午當即前往大昭寺採訪。赴藏之行既由中方安排，大家的印象絕對是中共為了宣傳，想透過國際媒體之口，凸顯其對事件的定性和對西藏、對達賴喇嘛的強硬立場。可是，妙就妙在當中外媒體在大昭寺聽取簡報後入殿時，卻突然衝出20多位年輕喇嘛，要求記者向世人公布西藏遭到打壓，渴望自由的心聲。

他們一開始說藏語，大家聽不懂，便請他們用漢語，於是他們操著生硬的漢語訴說起來，說著說著情緒越來越激動，有位僧侶竟嚎啕大哭，表示他們根本沒有參加打砸搶活動，卻被限制在大昭寺不能出去，受到了冤枉。他們還表示，已經有1,400多名西藏人被抓，約百人被打死，他們要求中國當局釋放所有被逮捕的藏人，還表示希望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他們爭的是自由，「求求你們，把我們的真實情況告訴全世界！」

就在僧人衝出來的時候，殿內地方狹小，擠滿了人，很多記者甚至還在殿外。我呢，運氣好，正好就在僧人面前，趕忙舉起相機搶拍這罕見感人的一幕。可是，由於事出突然，眾人爭先恐後，擠得東倒西歪，我來不及把相機調到廣角端高快門，結果僧人哭得最大聲的那一刻拍是拍到了，卻糊得一塌糊塗。我趕快調整相機參數，但那一瞬間已經消逝。雖然後來拍到帶著淚痕，滿臉淒淒的僧人照片，曾獲路透社、法新社使用，還登上《國際前峰論壇報》頭版頭條，但怎麼也抵不上那幀張大了嘴哭喊的正面照。一張優良的新聞照片遠勝過千言萬語，我萬般無奈，只能把這張糊照埋藏到相簿一角、記憶的深處，還能怎麼樣呢？

記者要發掘真相 真相究竟是什麼？

奇特的是，接下來我很快就想到，中共不是一向以緊密控制聞名於世嗎，既然安排了國際媒體到大昭寺，怎麼會讓僧人就這麼輕而易舉的跑出來訴苦，這不是坍自己的台嗎？於是我就這一幕詢問率隊採訪的國新辦高層官員，他居然沒有發作，還說了「正常」之類的回答，讓我滿腹疑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是為了增加這次採訪整體可信度，還是搞什麼「反面教員」，又或是故作鎮定？

更絕的是，那天早上到大昭寺的時候，寺內外人群煕來攘往，看起來事態已經平息，沒有什麼異狀。但是，當天下午，國台辦安排我們台灣記者採訪大昭寺附近的台商「泡腳洞」時，大昭寺周邊卻空無一人，只有警方森嚴戒備，氣氛肅殺，顯然早上年輕僧侶說「在大昭寺外繞行及在寺內參拜的人群是安排的，不是真的前來膜拜的信眾」是真的。

「三一四事件」拉薩之行，我帶著同情去，懷著難過回。我的確看到了被嚴重打砸搶燒的店家，聽到了事件發生前夕，部分漢回民居被做上記號的說法，被告知中共對事件定性和對達賴的指責，但更見證了西藏僧侶的痛楚與哀求，以及拉薩街頭不時列隊穿梭的武警，一步一伏地膜拜的藏民，醫院裡的傷員，監獄裡的被捕藏民，管制中的布達拉宮，一切的一切，在皚皚雪山下都是那麼尖銳矛盾。

不論中共怎麼說：與達賴的對話大門有條件敞開，援藏經濟發展前進，漢藏民族關係不容挑撥，但是「三一四事件」確實發生了，反映的問題明擺著是那麼明顯。當前往拉薩第二中學採訪時，我拍下學校壁報斗大的標題：「達賴就是整個打砸搶燒事件幕後的黑手」、「我們同分裂主義分子的鬥爭，是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完全顯示了中共的政策。結束此行之際，我在一篇報導裡援引一位不能具名在藏工作人士的意見指出，中共的高壓統治，加上漢族沙文主義，缺少真正的尊重，無法解決西藏人長久累積根深蒂固的苦難。

人們常說，記者要發掘真相，報導真相，還要善盡守門員職責，可是真相究竟是什麼？一個人僅用看的聽的問的就能知道全部真相？我研究採訪中共逾30年，至今不敢說真的懂得這個龐大複雜封閉的政權，只能竭盡所能把自己的觀察寫在稿中，正確與否由後來的事實發展與讀者判斷檢證。

從靜態走向動態 研析、採訪雙管齊下

往事如煙，回憶服務中央社期間，因緣際會，正逢原隸屬資料特稿部的大陸新聞組擴編為大陸新聞室，我歷經了本社報導中國大陸新聞的一些變遷。當時兩岸尚未開放，所以我們訂閱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報章雜誌，接收新華社電訊稿，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晚間新聞聯播， 加上大陸地方廣播輯要等資料，從中尋找具有新聞價值的內容，撰寫新聞稿或分析特稿，力求有憑有據，正確領先，維護中央社大陸新聞的信譽。

爾後隨著兩岸關係逐漸解凍，中央社先是於1989年派遣四位記者赴中國大陸採訪時任財政部長郭婉容赴北京參加第22屆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繼而於1991年開始派員赴中國大陸輪駐採訪，我有幸成為本社首位輪駐北京的記者。

輪駐初期一次為期兩週，因為首次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所有人脈都要從頭開始建立，所幸此行重頭戲是採訪「7屆人大4次會議暨政協7屆4次會議」，而兩會本身安排了不少記者會、也開放申請採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所以我不但有新聞可寫，還申請專訪了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厲以寧（因主張經濟體制改革推行股份制，人稱「厲股份」）及江蘇省長陳煥友，這應是首度有中共省部級官員及大陸重量級學者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我希望借此奠定中央社在中國大陸採訪的高度。

實地採訪讓我感覺到，所見所聞不是坐在台北辦公室能比，所得到的一手資料，對有志於瞭解中國大陸問題如自己者，是十分珍貴的經驗，對閱聽眾而言，更是重要資訊。

之後，本社在長官的領導下踏入電腦網路時代，我們的工作型態更加多元，除了原有的靜態研析和動態輪駐，進一步邁向集採訪撰稿，錄音拍照，拍攝影片，製作圖片於一身的全方位型態，新聞環境劇變，新聞競爭激烈，不變的是對報導新聞的專注與追求領先、獨家、正確、卓越的初衷，所有這些全部點滴在心頭。

相較於其他領域，個人認為報導中國大陸有一點比較特殊，就是研析工作的不可或缺性。雖然取材可能包括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社等，但是就中共體制的封閉特性而言，不透過爬梳其官媒和微博、公眾帳號等，的確不易得知其黨政、經濟、軍事、外交、對台政策走向與社會重要動態，所謂「沙裡淘金」就是指此，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具備免受認知作戰影響的能力。

舉例而言， 新華社社稿常會把重要訊息放在文末，我們要「仔細看」它跟以往的內容有何不同？例如重要會議有那些人參加或應參加而未參加，排名如何等，這可能反映中共權力鬥爭重要人事變動情況，若善於觀察可和實地採訪相輔相成。

很多人也會好奇在中國大陸進行採訪工作的「狀態」，我認為，記者的確會「被注意、被關心」，但只要不違背當地相關規定，應該不至於有太大問題。有一次我在北京明城牆拍照，一位老先生突然走過來跟我說：「你昨天發的一張照片不錯，紫玉蘭很能反映北京特色，多照一些這種照片。」我心想：「你怎麼會知道我昨天發了什麼照片？」這應該可以說明很多事情。

往事歷歷，總之，中共政體不夠透明，外界不易理解其全貌，這使得報導中國大陸充滿挑戰，在已知與未知之間，需要不斷學習、探討與修正，才能不斷提升專業與品質。走筆至此，不禁又想起那張照片和其他我沒有做完滿的事，在中央社百年社慶之際，衷心感謝社方及歷任長官與同仁的寬容和愛護，永遠懷念你們。

2008年4月2日，黃季寬在北京明城牆遺址公園拍下的紫玉蘭，引來陌生老先生的「稱許」。（中央社檔案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