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立茲新聞獎戰地記者，報導足跡超過50個國家
深入戰爭第一現場，寫下對戰爭之惡的反思
赫吉斯是美國新聞記者，以深思熟慮又挑釁的刀筆針砭社會不公與戰爭暴行，亦曾受頒國際特赦組織全球人權新聞獎，卻於2003年時因公開抨擊美國侵略伊拉克，遭到所任職的紐約時報譴責，而後，他秉持道出真相是記者的天職，選擇離開。
他在中東擔任戰地記者時曾遭綁架當過人質；在科索沃報導種族屠殺，親眼看到一個接一個村莊被徹底摧毀；在拉丁美洲報導戰爭消息，見識到美國政府為獨裁者撐腰，導致生靈塗炭·····在赫吉斯眼中，
戰爭是一門有暴利可圖的生意。
戰爭並不是透過其他管道來行使的政治。
戰爭是惡魔般的存在。
戰爭帶來的最大教訓，就是身為獨特個體的我們並不重要。
內容節錄
《戰爭是最大的惡》
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烏克蘭，以先發制人之姿發動戰爭，就是犯了戰爭罪。不管發動戰爭的原因是欺騙與謊言，比方說伊拉克的情況；還是因為違反與俄羅斯締結的多項協議，例如華盛頓打破承諾，將北約擴展到統一之後的德國邊界外、在中歐和東歐部署數以千計的北約部隊、干涉俄羅斯邊境國家內政，以及拒絕執行明斯克（Minsk）和平協議，這些都不是先發制人出兵的理由。假如沒有人打破這些承諾，俄羅斯恐怕不會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完全有理由覺得自己被威脅、背叛，並感到憤怒。但理解不代表縱容。根據紐倫堡（Nuremberg）審判後確立的法律，入侵烏克蘭是一場觸法的侵略戰爭。
我很清楚戰爭的手段。戰爭並不是透過其他管道來行使的政治。戰爭是惡魔般的存在。戰地記者職涯長達二十年的我，曾駐紮中美洲、中東、非洲，也到過巴爾幹半島報導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戰爭。我內心承載著幾十位被暴力吞噬的靈魂，其中包含我的知心好友，路透社記者庫特．肖克，他和另一位友人米格爾．吉爾．莫雷諾在獅子山共和國的一場伏擊中喪生。
我能體會戰爭帶來的混亂與失序，以及持續的不確定感和騷動。在交火過程中，你只能感知到周圍幾英尺範圍內的狀況。為了不被擊中，你拚死拚活想找出砲彈發射的方向，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
我感受到無助與令人動彈不得的恐懼，多年後，這種恐懼像一列貨運列車在半夜降臨般壓迫我，我被恐懼感纏繞包圍，心跳加速、汗水涔涔。
我聽到那些被悲痛折磨的人的哀號，他們抓著親友的屍體，孩童的遺體也在其中。到現在我還是聽得見那些哭喊。語言並不重要。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丁卡文、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阿爾巴尼亞文、烏克蘭文、俄文。死亡已穿透語言的隔閡。
我知道傷口長什麼樣子。腿被炸斷。頭部被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團。腹部的大洞。一灘血泊。垂死者的哭喊，有時是哭著尋找母親。還有氣味，死亡的氣味。為蒼蠅和蛆蟲做出的最高犧牲。
我在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遭祕密警察毆打；我在尼加拉瓜被反政府武裝人員俘擄，他們用無線電回報宏都拉斯的基地，詢問是否該把我殺了；在伊拉克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我又在巴斯拉（Basra）被俘，完全不曉得自己是否會被處決，身邊永遠都有人看守，而且經常餓著肚子，只能喝泥坑裡的水。
戰爭帶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就是身為獨特個體的我們並不重要。我們變成數字、砲灰、物件。曾經珍貴而神聖的生命變得毫無意義，在戰神貪得無厭的需索下犧牲。戰爭期間，無人例外。尤金．史賴吉（Eugene Sledge）談到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海軍陸戰隊成員的身分部署南太平洋的經歷，「我們是可以被犧牲的，這讓人難以接受。我們來自一個重視生命與個人的國家和文化。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生命看似沒什麼價值的情境，讓人感到極致的孤獨。一種尊嚴盡失的感覺。」2
史賴吉回想起一位年輕的海軍陸戰隊隊員，他有一個「殘忍、變態的癖好」，就是朝日本人遺體的口中撒尿。3
戰爭場面讓人產生幻覺。史賴吉稱之為「非真實的萬花筒」，4讓人無法理解。如芭芭拉．佛利（Barbara Foley）所寫，戰爭就像大屠殺，是「不可知的」。「我們從自由主義時代繼承而來的意識形態框架，無法觸及戰爭的所有面向」。5
交火時，你完全沒有時間概念。幾分鐘、幾小時。戰爭在一瞬間抹去家園和社群，抹去所有曾經熟悉的一切，留下烈火燃燒的廢墟以及伴隨一生的創傷。戰爭的滋味和自身的恐懼我已經嚐夠，我的身體也已經凍結成膠狀，能清楚知道戰爭永遠是邪惡的，是死亡最純粹的表達方式；我曉得戰爭被包裝成關乎自由與民主的愛國口號，讓那些天真的人買單，認為戰爭是通往光輝、榮耀和勇氣的門票。戰爭是有毒但誘人的靈藥。如寇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所寫，倖存者在事後拚命「重新創造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但在某種程度上，那永遠都不再有意義。
於內戰期間在醫院照顧傷兵的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筆記本以粗體字寫下：「真正的戰爭永遠不會出現在書本上。」
「戰爭的內部歷史不僅永遠不會被書寫，」惠特曼認為，「其中的實際狀況，還有行動跟激情的枝微末節甚至永不會被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