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六月到八月，美國近千名白人在密西西比州參與為黑人爭民權的「自由之夏計畫」社會運動，引發的效應遍及全美國，影響了後來的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等社運。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投入黑人與民權發展的研究多年，在《自由之夏》一書中，分析那年夏天社運志工與社運的關連性。
作者原來想了解「自由之夏」對往後多場民權運動有什麼啟發，但在深入研究後，轉為研究「自由之夏」社運志工為什麼要投入這場民運，並訪問志工當事人四百餘人，結果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中產階級甚至更高階社會家庭，經濟條件不錯，使他們有極高自信與理想，相信自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分析指出，「自由之夏」社運之所以進行得轟轟烈烈，與參與志工的理想性格有很大關連。一九六０年代初期，許多黑人仍遭到不平等對待，也沒有投票權，白人志工要為黑人爭民權，必須背負很大壓力，包括白人極端份子會恐嚇他們，黑人社區極端份子也未必歡迎他們，理想性格讓他們有勇氣堅持下去，同時陸續投入美國六、七０年代的各種社運甚至環保運動。
「自由之夏」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社會運動，這本書整理出相當完整的史料，包括紮實的當事人訪問資料，顯出當年大眾傳播媒體強調學生志工因個人「年輕的叛逆」才參與社運的報導有偏差。作者的調查研究分析可以提供讀者面對本土的社會運動時，有很好的借鏡與反思。
文章節錄
序幕 尋找志工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在我生命中，就社會改革的願景來說，它是我將經歷過最有可能成真的經驗……就參與歷史來說，它也是我將擁有的經驗裡最棒的一次，但是它……也讓我付出了代價……（情緒上）它讓我受挫……（幸運地是）我的身體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此，至少就肉體層面來說，我……活了下來。
（它）是極具啟發性的。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整件事情……開始去思考身為一個女性，我該怎麼做，還有……我該怎麼過我的人生。我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嗎？我要去讀法學院嗎？……如今的我，有太多必須回溯到它。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有太多必須回溯到我對那段時期的回憶。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 三個月── 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Sell ers,1973 : 94）。
以上所有人口中所謂的「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共同經歷，讓這麼多人產生了如此分歧卻又深刻的反應呢？這個我們所關注的事件就是一九六四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或依當時為人所知的名稱，叫做夏日計劃（Summer Project）。
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 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SNCC）領頭的這項計劃，歷時不到三個月，自六月初至八月底止。在這段期間，有超過一千人──絕大多數是北方白人大學生──啟程前往南方，到當地執行計劃，整個運動由四十四個這樣的子計劃組成。在密西西比的日子裡，這些志工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或寄住在那些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暴力威脅的當地黑人家庭中。平時他們得擔負許多任務，主要是為黑人選民進行登記，以及在所謂的自由學園（Freedom Schools）裡任教。
在以上的概述中，略而未提的部分，就是那難以被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 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這些都再再困擾計劃的進行；其加總的效果，也讓這個夏天成為幾乎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
有三位參與者──錢尼（James Chaney）、古德曼（Andrew Goo dman）及史維納（Michael Schwern er）──甫加入計劃才十天，就被一群由密西西比執法人員帶頭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綁架， 三人被痛毆至死。隨後搜索他們行蹤的行動，把許多聯邦調查局探員及數百名記者引到該州。儘管有他們的出現，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
另一位志工在夏季接近尾聲之際喪命，還有數百人遭受炸彈攻擊、被毆打或逮捕。這些志工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跨種族的人際交往、共同居住的生活、更開放的性關係──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批判美國的嶄新觀點，據此他們經驗了一種自由解放的意識。總而言之，它是這群傑出的年輕人所擁有的一段非凡夏日，其影響持續不輟，不論是對這些志工，或整個國家。
夏日計劃初期，它充分反映美國六０年代早期那種典型自由派理想主義色彩；儘管仍存在某些緊張與矛盾，但這個計劃確實體現了構築該時代進步願景的部分理想，包括跨種族主義（interracialism）、非暴力及自由／左派聯盟（liberal / left coalition）。因此，我們也從這些志工身上看出這些理想。
身處夏日運動開始前夕，計劃參與者所象徵的是六○年代初，旭日東昇的理想主義中「最棒且最光明的一面」。這群極高比例來自菁英學院及大學的志工，朝氣十足，大多學業表現突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充滿高度熱忱致力於徹底實現理想主義之價值，他們自小被稱為是美國之根基的那些價值教導。大體說來，他們信奉自由主義，但不走基進（radical）路線；他們是改革主義者，但並非革命家。
然而，不管是志工或這個國家，很快地將經歷一番劇烈的轉變。身為同一國家之民，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流轉，自新疆界（New Frontier）的光輝歲月跌落至這個動盪不安的六０年代晚期。如果自由之夏算是六０年代初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它所仰賴的根基卻在不久之後傾覆。
不到一年後，跨種族主義就在黑權主義（black power）與黑人分離主義的呼聲中壽終正寢。在一九六五年華茲（Watts）事件的啟示下，非暴力的主張也廣被仿效，起碼在運動的宣傳上是如此。自由＼左派聯盟同樣也無力在這個夏天後延續下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它劃下句點，當時民主黨的中堅人士選擇授予席次給排除黑人的密西西比代表，而不是夏日計劃的挑戰代表。
與整個國家一樣，這些志工也受到當時的紛擾亂象影響。因六０年代中期至晚期的種種事件，讓絕大多數的人都變得更加基進。其中有很多人，在這些事件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沒有人是不受那些事件影響的。
本書的中心論旨是，若想徹底了解那個時代，這些志工與美國所經歷的劇烈轉變，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評價這場自由之夏。畢竟，不僅對這些參與運動者的生命，還有整個新左派陣營來說，自由之夏都象徵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其重要性在於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有效地再社會化、激進化這群志工，而他們與其他志工所建立的連帶，又進一步為社會運動者的全國性網絡，奠下基礎，此網絡日後孕生了這個時代其他的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
簡而言之，自由之夏不僅為六０年代眾多行動主義（activism）的嘗試提供了組織上的基礎，同時也頗具關鍵性地推動了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之發展。因此，本書回溯敘述自由之夏計劃，也重新衡量它對志工，及整體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