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以色列占領了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從此流離失所。當時正在埃及念書的巴勒斯坦詩人穆里・巴爾古提也再沒回到巴勒斯坦。在外流亡三十年後，1996年，他終能回返家鄉。幾百年來，橄欖油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一直是禮物、是珍藏、是家族的財富。然而，當巴爾古提再回到巴勒斯坦，這裡再也產不出橄欖油，院子裡的無花果樹也早被砍去。這段流亡與回家的心路歷程，在以巴衝突仍未結束之時，繼續傳達著。
內容節錄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
我站在這片國土的塵土之上，這片國土的土地上。
我的國家負載著我。
此時此刻巴勒斯坦不是流亡女性頸子上用金鍊子鍊著的金地圖。每次看到那些圍繞她們頸間的地圖，我經常在想，加拿大女人、挪威人或中國人是不是也像我們的女人在脖子上戴著地圖。
我有一次對朋友說：「當巴勒斯坦不再是晚禮服上搭配的鍊子，不再是飾品、記憶或金色古蘭經，當我們可以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壤上，可以拍掉領口和鞋上的塵土，匆匆忙忙地趕著去做一些生活瑣事，那些平凡無奇又無聊的事，當我們對著巴勒斯坦的熱天氣發牢騷，覺得待在那裡生活太久而發悶，那就真的和它非常親近了。」
現在它就在你面前，你正要展開旅程。好好看它一眼。
大樓的對面我碰到了第一個巴勒斯坦人，他執掌的事很清楚明白：這位有了年紀的瘦削男人在牆邊陰影處擱了一張小桌子，坐在桌前，在涼蔭中躲避六月的燠熱。他大聲叫住我：「來這邊，兄弟！買張車票吧。」
再也沒有比被人這樣稱呼而更感寂寞的事。「兄弟」這個關鍵詞扼殺了兄弟之情。我望了他半晌。
我用約旦錢買了票，往旁邊走開兩三步，然後停住，然後往他的方向跑去追巴士。不。我其實並沒有跑，我完全就像平常那樣走著。我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正跑著，我坐在巴士裡面，等到車裡漸漸坐滿像我一樣過了橋的人。我問司機我們要去哪裡。
「到杰里科之家（Jericho resthouse）。」
我終於進入了巴勒斯坦。但是這些以色列國旗是怎麼回事呢？
我從巴士窗口向外望，看到他們的國旗在一個又一個檢查崗哨出現又消失，每隔幾公尺國旗就出現一次。
有一種我不想承認的沮喪感覺，一種不能成就的安全感。
我的眼睛沒有離開車窗，過去那些已經過去了的畫面一直留在眼底。
在這輛緩慢的巴士上，我回想起，好像不過是昨日的事，當時在卡拉凡飯店早餐室，我們家人在一九六七年之後的首次聚會。
那是戰後的夏天，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科威特工作，我母親還有最小的弟弟阿拉都在拉姆安拉，我父親在安曼，馬吉得當時在約旦大學，慕尼夫則在卡達工作。
透過各種可能的聯絡管道，我們決議在安曼會面。我們陸陸續續抵達吉伯爾盧韋伯達（Jebel al-Luwaybda）的卡拉凡飯店，這家小規模的精緻飯店有三、四層樓高。
自從戰爭把我們拆散之後，這是我第一次和父母兄弟見面。我們訂了三間相連的房間。飯店本是供睡眠之用，我們卻睡不著。早晨來臨的時候，我們都吃了一驚，好像它背離了太陽系的運作，好像它的作息已經不符合邏輯，在意料之外。
我這輩子沒有嚐過任何如同那個夏日的早餐。
經過詭譎的數個月之後，能夠和全家人一起開始新的一天是美好的。我們會互相注視著對方，好像當下大家都是第一次發現對方的存在，每天我們都重新溫習母愛、父愛、兄弟之情與身為人子的感覺。奇怪的是我們都沒有把那種感覺說出來，能夠聚首飯店內的喜悅飄蕩在空氣中，圍繞著，我們感受著，卻又不想讓它太招搖，彷彿那是個祕密，彷彿我們都被要求不能張揚。
飯店本身，還有飯店的概念就已經確定了短暫的聚首、交會和結束。從第一個晚上起，我們的聚首就變成了必然要離別的恐慌。緊張的氣氛交雜著快樂。我們在決定沙拉是不是要加橄欖油的時候意見分歧，有的人想要切成小塊的沙拉，有的人想要大片的沙拉。
就在我們決定是不是要稍微出門走走的時候，緊張局勢攀升到了最高點：有人建議去造訪住在安曼的親戚，有的人根本不想出門，還有人建議去別處。但是這過程總是笑笑鬧鬧，雖然內容記不太清楚了，我卻還清楚記得那氣氛。
在卡拉凡飯店，我又重新認識了我的兄弟和父母。對每個人而言，總有些我不完全知道的新特殊狀況。
自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暫時的，而且要等局勢明朗再說的事，可是事情過了三十年還是未見明朗。就算現在所做的事對我而言也是不清不楚的。我總是憑著一股衝動做事，也不多做他想。也許想太多就不能稱之為衝動了吧？
一九四八年戰亂中，難民都出於「暫時」的考量，到鄰國尋求庇護。他們任爐火上的東西煮著，以為自己幾個鐘頭就可以回來了。他們「暫時」四處待在難民營與鐵皮屋，突擊隊全副武裝，「暫時」從安曼開戰，「暫時」打到貝魯特，然後又「暫時」移師到突尼斯和大馬士革。我們「暫時」為解放草擬了臨時綱領，然後他們說「暫時」接受了奧斯陸和平協議，諸如此類。每個人都對自己和別人說：「就等情勢明朗。」
